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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作者：郭罗基 来源：吴敏荐稿 来源日期：2011-8-30 本站发布时间：2011-8-30 9:25:40 阅读量：4776次 按：德国第二电视台正在制作一部人物传记片《毛泽东》，德国笔会主席团成员史明先生应邀为顾问兼编导。本文是根据与史明先生的谈话内容以及录像采访整理、扩充而成。 怎样认识毛泽东，可能是几个世纪的课题。 《东方红》的歌词中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当时的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盼望“大救星”。人们没有想到，“大救星”也可以成为“大灾星”。认识毛泽东就是要从根本上研究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我们不妨作一种设想，假如毛泽东和尼克松互换一下位置，毛泽东到美国当总统，尼克松到中国当“伟大领袖”，结果会怎样呢?在美国当总统的毛泽东，免不了也会像尼克松一样，黯然下台。而在中国当“伟大领袖”的尼克松，不必搞什么水门事件了，可以放手地搞他的天安门事件，那必定又是另一个毛泽东。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因素。如果仅仅以性格、心理、道德情操等等解释历史人物，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只能出在中国;中国必然出毛泽东。 毛泽东的同时代人以及他身后的两三代人，有些人是他的受益者，有些人是他的受害者，两者都很难平静地谈论毛泽东。一边是毛泽东热，一边是非毛运动。有些人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有些人把一切罪错归于毛泽东，褒贬两极同样都是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有在将来，毛泽东和他的受益者、受害者都进入了历史，在那个时候，也许毛泽东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但就现在，无论是他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无论是颂扬他的功劳还是谴责他的罪错，都有必要讲出自己所认可的毛泽东。这些对毛泽东的评价，同样也将为后人所评价。已有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和影视不计其数，它们的价值很不相同。希望德国人比中国人的态度客观，由你们制作的《毛泽东》人物传记片，能够成为传之久远的文献。 认识毛泽东主要是根据千百万人的亲身体验和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不是探寻“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编写“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所从何来?既然不为人所知，作者如何得知?事实上，“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的材料，都是别人已知的，只是作者自己先前不知。如果老老实实地题为“不为作者所知的故事”，那就失去了卖点。故标榜“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只是满足人们猎奇的爱好，无非是追求商业价值而已。 一、毛泽东在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如今，我们还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的阴影之中，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清除他的消极影响。 清算他身后的直接的有害遗产，与评定他的一生，两者虽然相关，并不完全等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全面的、系统的分析。 毛泽东自己坦率地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说法倒是很形象。认识毛泽东就从这里开始。 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进了北京坐在中南海的宫殿里的说法，当年住在井冈山的茅棚里、蹲在延安的窑洞里就不会这样说了，应当说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他不是说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陈胜、吴广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了“造反有理”，但不能归结为“造反有理”。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造反成功，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剩下什么了。马克思是近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陈胜、吴广是古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虽然时代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总还有某些共同点，勉强可以结合。秦始皇是压迫阶级的代表，与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怎么能结合?准确地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只能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为什么不说是“披上秦始皇的外衣的马克思”?因为在二十世纪，马克思根本不需要秦始皇的外衣，而秦始皇却需要马克思的外衣。 所以，历史上有两个毛泽东：前一个毛泽东，在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期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后一个毛泽东，在革命成功运用政权的时期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有人只看到后一个毛泽东，认为他从来就是专制魔王。这不符合事实，前一个宣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有人只看到前一个毛泽东，又认为他是革命元勋，无论他后来有多少罪错，总是功大于过等等。在他的身后，贻害犹在，如何体认功大于过?总之，仅仅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毛泽东难以周延。毛泽东矛盾的一生，前后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 中国领导人谈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总是说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评价方法。有人又提出两个三七开：夺取政权时期是七分功三分过，运用政权时期是三分功七分过。除了不准确的量化比例以外，对前后毛泽东作出不同的评价，还是符合实际的。 认识毛泽东现象，必须把它放在历史的框架中来研究。史明先生，你提出的有关毛泽东的种种问题是经过深入思考的，但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考察，还要进行纵向的分析。 比如，你提到毛泽东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掌控群众运动是他的拿手好戏，群众路线被称作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和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前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发动下层对抗上层的运动，是发动被压迫者对抗压迫者的运动;对于后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从权力中心发出指令运动群众，结果就成了整人运动。两个毛泽东的两种作为，从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变成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基本关系颠倒了，运动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前一个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强调三个要点：第一，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以满足群众的切身利益来吸引人们跟着共产党走;第二，一切为了群众，仅仅是主观上为了群众还不行;所以第三，要强调一切对群众负责，必须注重客观效果，好心办了坏事也不行。后一个毛泽东的运动群众，与此相反：第一，不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第二，不是为了群众，而是为了上级。每次运动都下达指标，以完成上级的指标为任务;第三，最终当然也不会对群众负责，运用政权运动群众，每次都伤害了群众，而且没有一次不死人的。 再举一例。你还提到“洗脑”。西方人叫“洗脑”，毛泽东、共产党叫做思想政治工作。洗脑是否成功，不是取决于洗脑者，而是在于被洗脑者是否接受;出于自愿，才能接受;符合切身利益，才能自愿。在夺取政权时期，为了团结奋斗，总是从工作对象的切身利益出发，进行思想启蒙，提高阶级觉悟。最突出的是对国民党的俘虏兵的教育。往往在战场上就地召开诉苦大会，诉阶级苦，诉当兵苦。国民党的兵都出身于穷苦人家，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在军队里又受长官的打骂。经过诉苦，认识到为何受苦，为谁当兵，马上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甚至制服都没有换，只是摘掉了帽徽。打过长江以后，在新解放区没有搞过参军运动，兵源都是来自俘虏兵。把枪交给原来的敌人，多么危险，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当国民党的兵常常打败仗，当共产党的兵就不断打胜仗。你说，是不是神奇的“洗脑”?运用政权的“洗脑”，即改造思想、统一思想，就大不相同了。共产党自以为垄断了真理，强行思想灌输，钳制舆论。所谓“统一思想”，就是精神上的强制。内心实在不服怎么办?只能虚假表态，阳奉阴违。所以运用政权的力量统一思想，实际上是强迫的说谎机制。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条是中国的传统在近代的演变，在这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点上，同一个人，在夺取政权和运用政权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 二、马克思主义分裂为两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怎样来到中国遇上了秦始皇?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发生了问题。 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西欧。他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十九世纪的时代精神，它包含两个方面：革命精神和人道精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遍了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宗教，还没有一种理性的思潮产生过如此广泛的影响。 十九世纪，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一个需要革命的时代，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的欧洲都发生了革命。马克思不能不面向自己时代的迫切需要，由研究革命而形成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运动。但革命不是目的，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为此目的而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走向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途径，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大同世界、千年王国，马克思的贡献是在于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了论证。在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精神是短暂的时代的烙印，而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道精神，才是长远的超越时代的人类理性。 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分裂，分裂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二国际强调人道和民主，第三国际强调革命和专政;第三国际批评第二国际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第二国际批评第三国际是极权主义、独断主义。组织上的分裂，同时发生思想上的分裂。马克思主义也分裂了。一种硕大的思想体系在它的继承人那里发生分裂，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后来分裂为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黑格尔的学说在他身后分裂为老年黑格尔学派和青年黑格尔学派。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分裂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分裂? 马克思主义的分裂，与其他思想体系的分裂一样，都是同一思想体系内在矛盾的外在化。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人道的方面和革命的方面没有达到有机的统一。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朝着不同的方向传播，与不同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分裂成为事实。 马克思主义从俄国开始向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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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011 1:39 am |
[史明简介： 史明出生于士林（今台北市士林区），父亲林济川出身潭子乡头家厝（今台中县潭子乡），早年留日参与过“台湾文化协会”的活动，也担任过《台湾青年》的编辑。母亲则出身于士林的施家大户，五个兄弟中只有他一人从母姓。 史明在念台北一中时，就强烈表现出反日的情绪，1937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念政治经济学部。这个科目是台湾殖民时代很少有人选择的一个科目，他在此几乎读遍所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作家的作品，尤其为马克思的教义所吸引。大学毕业后，由于执著于自己社会主义及反帝的理想，他在1942年跑到中国，并支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 1947年，他组成三百人左右的“台湾队”。史明第一次对中国感到失望即源于中国革命。“我马上看到中共顶独裁”，“中共土地改革，我在华北看到过，不但土地拿起来，也把地主杀了，杀了顶惨”。此外，在中国参与对日战争时，他也亲眼见识到中国人的“汉人种族主义”：中共派台湾士兵往前线当炮灰，对台湾人实施“分化政策”，“叫一个客家人来打福佬人，也叫一个福佬人来斗一个客家人”。史明从此认定“台湾人不能跟中国人一起”。 1949年底共产党胜利前夕，史明经过一番辗转曲折的过程，终于逃离中国大陆，回到了睽违十年的台湾。回台后，看到台湾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与中共如出一辙，认为汉人系台湾人与中国汉人虽血出同源，但在社会发展上已与中国分裂为不同民族......，于是在1952年......，准备刺杀蒋介石，未料事迹泄漏，于同年偷渡到日本。 亡命日本以后，为了生活，史明在西池袋开了一家“新珍味”小料理店，卖水饺、烧卖、大卤面等。史明当时白天在面店楼下包水饺，晚上在楼顶写台湾人四百年史，同时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1962年七月台湾人四百年史日文版在东京出版。 除了上述的政治运动以外，史明也花了相当精力在台湾史的资料收集和撰写上，他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以日文写成《台湾人四百年史》(东京：音羽书房 1962)一书，是站在台湾人立场所撰写的第一部台湾通史著作。史明最重要的史观，在于强调应该以台湾人劳苦大众的立场，来观察台湾社会各个阶段的形成发展。也就是说他虽然排斥中共，却从未放弃过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在台湾民主化以后，被称之为“最后一个黑名单”的史明，也于1993年回到故乡，成立“台北爱乡会”、“高雄爱乡会”等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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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011 12:55 am |
缪一轮：读《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作者：缪一轮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9-2 本站发布时间：2011-9-2 20:16:55 毛泽东与尼克松互换位置的假设或可商榷，但瑕不掩瑜，此文立论公正客观、剖析深入细致，经得起推敲。 “马克思(实际是斯大林)+秦始皇”不能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关。解放后毛泽东基本不读马列，只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更说明他从中国历史帝王统治术中汲取营养是不争的事实，而党内上上下下和全民族对他的倒行逆施鲜有反抗或虽有反抗但仅只限于类似皇权专制之下诚惶诚恐的忠臣死谏之类的反抗，都说明毛泽东的诞生与中国这块土壤的特殊渊源关系是不可否认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他的周遭实际上都扮演了各种类似忠臣、皇储的角色，毛泽东的出现与晚年毛泽东的罪孽不能说与他们的过错毫无关系。尤其是在他已经去世以后，人们以典型的宫廷政变方式消灭了后党，却又千方百计维护他的正统、掩盖他的罪行、清算阴谋篡权的林彪等人的做法，更与皇权政治社会中许多次权力的更替相类似，反映了中国这块土壤仍然没有变。十多年后再发生风波那样的事态，而旗帜居然不倒，也就毫不奇怪了。 的确，我们每个人都可从自己身上找到曾经培植毛泽东的一颗土粒、一丝肥料、一缕水分。如若不信，睡到三更半夜不妨自省，再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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