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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我所认识的姚文田 余杰：我所认识的姚文田 3/15/2014 2:32:54 PM 我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终于在香港和台湾上市了，原本计划出版这本书的晨钟书局总编辑姚文田先生却仍然被关押在深圳的监狱之中。 此时此刻，回想起与姚文田先生长达七年的合作与友情，不禁感慨万千。 在二○○五年之前，我在中国内地还能发表部分作品，却感觉到当局的文网越发严密。接下来，我的文字只能在香港、台湾和北美的一些华文媒体发表，我不折不扣地是「祖国的异乡人」。人还没有流亡，文字就已经流亡了。 二○○六年，国际笔会在香港召开亚太作家笔会，我作为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参与此会，结识了刚刚开张晨钟书局的香港出版人姚文田先生。 那时，独立中文笔会编辑了两本文选，一本是会员文选，一本是狱中作家文选，会长刘晓波委托晨钟书局出版这两本书，并叮嘱我到香港时与姚先生商讨有关事项。姚先生赶到会场，他告诉我，他是一名退休工程师，不过，他的兴趣在于出版人文、政治方面的书籍。所以，跟朋友一起创立了晨钟书局。 姚文田是「六四」学生领袖姚勇战的父亲，他告诉我，儿子到美国之后，成家立业，养育三个孩子，非常不容易，无暇继续参与民主运动；但作为父亲的他，在香港这个拥有出版自由的地方从事出版事业，是他实现民主梦想的方式之一。所谓「晨钟」，就是要让民主的钟声响彻神州大地。姚文田是四川人，说一口川味十足的普通话。一身旧西服，脚下的皮鞋已磨得失去了光泽，不象是一般的香港人，倒象是我们老家都县城里不修边幅、节俭朴素的中学老师。 作为普通工薪族的姚先生，个人并无雄厚的资金创业，他与作者一般采取「互助出版」的合作方式。出版成本由作者出资，比如排版费、封面设计费、印刷费等，他则承担编辑、印刷和发行等各项事务。最后，书能卖掉多少，收到的款项，除了他收取相当微薄的编辑费和管理费之外，全都归作者所有。 我对这种合作方式很感兴趣，第二年，便将三本新书交由姚先生出版。很快，三本书完成上市了，虽然不是十分畅销，在以后两三年间，第一版的两三千册都卖完了，有的还加印了。 那几年，我还拥有往返于北京、香港之间的自由，每年都有一两次到香港开会的机会。每次到香港，都会与姚先生见面。我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以及教会和民间社团演讲，姚先生都会用行李箱拉着一箱子书过来，等我讲完之后，向听众介绍这些书籍。他已接近七十高龄，却像搬运工一样拖着沉重的书籍上坡下坎，到达会场时常常满头大汗。说实话，打完折以后，卖二、三十本书根本赚不到多少钱，还不够他来回的交通费，可他就这样来去匆匆、乐此不疲。 二○一二年，我从中国出走。抵达美国之后，又有两本新书《河蟹大帝胡锦涛》和《解毒国民教育：通往心灵自由的》委托姚先生出版。前者的出版过程颇多曲折，中共当局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姚先生的电邮被植入病毒，整部计算机陷入瘫痪，而我更是受到中共发出的暗杀威胁，「江南案」似乎要发生在我身上。我们咬牙出版了《河蟹大帝胡锦涛》，使之成为一篇胡锦涛本人无法拒绝的墓志铭。 二○一三年夏，我与姚先生又开始商议三本新书的出版。一本是我的成名作《火与冰》，一本是《萤火虫的反抗：这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第三本是我正在撰写的《中国教父习近平》。十月十八日，姚先生发来电邮，传来合约。次日，我将《火与冰》的三校勘误表发了过去。但是，此后电邮和电话突然都不通了。直到一个月以后，我才得知姚先生在内地失去了自由。 但是，中共当局无法阻止《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的出版——除非中共用荷枪实弹的军队关闭香港、台湾以及全世界的华文出版社。通往自由的唯一道路，就是为自由而战。姚文田老先生选择的战场是出版界。他先后出版了三十多本书，大部分都「叫好不叫座」，没有一本成为超级畅销书。但是，他是出版界的成功者，因为他出版的每一本书都让貌似强大的中共如坐针毡。姚文田先生选择了出版异议人士的著作，作为人生的「第二春」。在二○一四年中国新年的第一天，我写下这篇关于姚文田先生的文字，以此作为《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的压卷之作。二○一四年一月三十日 弗吉尼亚威廉王子郡群樱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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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014 8:51 am |
余杰：我所认识的姚文田 3/15/2014 2:32:54 PM 我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终于在香港和台湾上市了，原本计划出版这本书的晨钟书局总编辑姚文田先生却仍然被关押在深圳的监狱之中。 此时此刻，回想起与姚文田先生长达七年的合作与友情，不禁感慨万千。 在二○○五年之前，我在中国内地还能发表部分作品，却感觉到当局的文网越发严密。接下来，我的文字只能在香港、台湾和北美的一些华文媒体发表，我不折不扣地是「祖国的异乡人」。人还没有流亡，文字就已经流亡了。 二○○六年，国际笔会在香港召开亚太作家笔会，我作为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参与此会，结识了刚刚开张晨钟书局的香港出版人姚文田先生。 那时，独立中文笔会编辑了两本文选，一本是会员文选，一本是狱中作家文选，会长刘晓波委托晨钟书局出版这两本书，并叮嘱我到香港时与姚先生商讨有关事项。姚先生赶到会场，他告诉我，他是一名退休工程师，不过，他的兴趣在于出版人文、政治方面的书籍。所以，跟朋友一起创立了晨钟书局。 姚文田是「六四」学生领袖姚勇战的父亲，他告诉我，儿子到美国之后，成家立业，养育三个孩子，非常不容易，无暇继续参与民主运动；但作为父亲的他，在香港这个拥有出版自由的地方从事出版事业，是他实现民主梦想的方式之一。所谓「晨钟」，就是要让民主的钟声响彻神州大地。姚文田是四川人，说一口川味十足的普通话。一身旧西服，脚下的皮鞋已磨得失去了光泽，不象是一般的香港人，倒象是我们老家都县城里不修边幅、节俭朴素的中学老师。 作为普通工薪族的姚先生，个人并无雄厚的资金创业，他与作者一般采取「互助出版」的合作方式。出版成本由作者出资，比如排版费、封面设计费、印刷费等，他则承担编辑、印刷和发行等各项事务。最后，书能卖掉多少，收到的款项，除了他收取相当微薄的编辑费和管理费之外，全都归作者所有。 我对这种合作方式很感兴趣，第二年，便将三本新书交由姚先生出版。很快，三本书完成上市了，虽然不是十分畅销，在以后两三年间，第一版的两三千册都卖完了，有的还加印了。 那几年，我还拥有往返于北京、香港之间的自由，每年都有一两次到香港开会的机会。每次到香港，都会与姚先生见面。我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以及教会和民间社团演讲，姚先生都会用行李箱拉着一箱子书过来，等我讲完之后，向听众介绍这些书籍。他已接近七十高龄，却像搬运工一样拖着沉重的书籍上坡下坎，到达会场时常常满头大汗。说实话，打完折以后，卖二、三十本书根本赚不到多少钱，还不够他来回的交通费，可他就这样来去匆匆、乐此不疲。 二○一二年，我从中国出走。抵达美国之后，又有两本新书《河蟹大帝胡锦涛》和《解毒国民教育：通往心灵自由的》委托姚先生出版。前者的出版过程颇多曲折，中共当局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姚先生的电邮被植入病毒，整部计算机陷入瘫痪，而我更是受到中共发出的暗杀威胁，「江南案」似乎要发生在我身上。我们咬牙出版了《河蟹大帝胡锦涛》，使之成为一篇胡锦涛本人无法拒绝的墓志铭。 二○一三年夏，我与姚先生又开始商议三本新书的出版。一本是我的成名作《火与冰》，一本是《萤火虫的反抗：这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第三本是我正在撰写的《中国教父习近平》。十月十八日，姚先生发来电邮，传来合约。次日，我将《火与冰》的三校勘误表发了过去。但是，此后电邮和电话突然都不通了。直到一个月以后，我才得知姚先生在内地失去了自由。 但是，中共当局无法阻止《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的出版——除非中共用荷枪实弹的军队关闭香港、台湾以及全世界的华文出版社。通往自由的唯一道路，就是为自由而战。姚文田老先生选择的战场是出版界。他先后出版了三十多本书，大部分都「叫好不叫座」，没有一本成为超级畅销书。但是，他是出版界的成功者，因为他出版的每一本书都让貌似强大的中共如坐针毡。姚文田先生选择了出版异议人士的著作，作为人生的「第二春」。在二○一四年中国新年的第一天，我写下这篇关于姚文田先生的文字，以此作为《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的压卷之作。二○一四年一月三十日 弗吉尼亚威廉王子郡群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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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014 8:40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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