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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团体对中美关系进展的影响 宗教团体对中美关系进展的影响 发布时间: 2014年6月12日 作者：〔美〕肯尼思·D．沃尔德 关键词： 宗教团体 基督教右派 中美关系 原编者按:此文作者肯尼思·D.沃尔德，是美国弗罗里达大学政治系教授。1998年6月16日在我国访问期间，应邀在我所发表演讲。此文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就在克林顿声明要访华的前几天，《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令人注目的报导，声言美国工商界与美国白宫的共和党人之间的斗争加剧。华盛顿的工商界首领对共和党很恼火，因该党长期以来一直是他们所支持的，并在政府中代表他们的利益。该文出自于一位美国最有影响的政治撰稿人之手。据他分析，这场工商界与共和党人之间的争论包含着中美关系问题: “公司领导人说，社会保守派和宗教右派已把共和党领导人推上了这样的地位:威胁到美国对华的竞争，而中国也许是最重要的、不断增长的海外市场。而且由于制裁一些被指控为进行宗教迫害的国家，在其它国外市场上，对美国的利益也构成了威胁。”② 此事凸显了美国70年代首次出现的宗教-政治运动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只是至今它才转向关注美国对外政策和与中国的关系。由于该运动如今已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并与工商界发生了矛盾，因此很有必要让中国的听众对它有所了解。③ 该作者所提到的“社会保守派”和“宗教右派”这两个词可以替换成“基督教右派”这一称谓，如今它已为多数学者所采用，我在本文中也将使用该词。几乎不能说基督教右派是第一个在美国以宗教为号召力的政治运动，也不是唯一试图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宗教团体。纵观整个美国历史，许多改革运动都植根于宗教价值之上，并得到宗教团体的支持。例如，在骚动的60年代，为保障美国黑人公民权的民权运动以及为结束美国卷入越战的反战运动都深受宗教力量的影响。这类运动也一直意欲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施加影响。此类事例还有:要考虑美国犹太人社团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持久影响，或者也要考虑1983年美国主教团发布的反核武器的强有力的声明等。这些例子都说明，美国宗教组织卷入政治、参与对外政策的争论并非前所未闻。当今形势的独特之处在于:宗教团体最强烈要求干政的呼声是来自于基督教右派，而当今该团体力图影响的是中美关系的政策。 我在本文中将阐述基督教右派的本质和构成，揭示它的发展之谜，指出该运动的强弱之处，并预测它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我的结论是，此运动也许会对中美间密切关系设置障碍，因此我认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必须了解基督教右派。 什么是基督教右派? 基督教右派代表着一种有特色的美国宗教传统——新教福音派传统在政治上的出现。新教福音派曾经是美国基督教信仰的主要类型。“福音派”一词与其说是指某一特殊的宗教教义或宗教哲学的团体，还不如说它更多的是指一种宗教风格或倾向。福音派一般在宗教上分享的是对圣经权威的强烈感情，相信每个人必须自己向上帝作出承诺，并认为上帝在人类事务中积极活动。这种宗教风格发轫于美国殖民地时期（1776年前），繁荣于美国边疆地区，最终逐渐与许多特殊的宗教教派有着密切联系。今天，“福音派”一词显然最适用于美国最大的新教教派——南浸会的成员，此外还有许多其它福音派教派——神召会、基督会、独立浸礼会、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等以及其它教派中的许多福音派信徒。对该派信徒人数缺乏官方统计数字，学术界一般估计约占美国成人总人口的20-30%。① 把基督教右派说成是福音派新教政治上的表述，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福音派支持基督教右派。该运动声称其追随者有非宗教徒、罗马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一些非福音派信徒。但这种普遍化也并不是意味着所有福音派人士都支持基督教右派。美国最著名的福音派牧师葛培理以及最著名的福音派政治家克林顿都不属该运动的支持者和追随者行列。葛培理之所以经深思熟虑后避免成为宗教右派的成员是因为这会对其教牧工作带来分裂；克林顿虽然是南浸会成员，但他却是这场声称是替福音派说话的政治运动的靶子之一。美国黑人中虽有许多人是新教福音派信徒，但也没有被基督教右派所吸引成为其成员。尽管有这些特例，基督教右派的核心是植根于福音派新教中。 在理解福音派如何成为基督教右派核心时，重要的是要记住三件事。首先，福音派的社会价值是高度传统的，在有关家庭和两性问题上是极端保守的。他们相信在维系美国的道德秩序方面，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面对文化的剧变，他们对政治的投入有许多是直接出自于捍卫这些价值观。第二，大体而言，福音派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退出了美国主流意识。在经历几次较量失败后，福音派便从其它宗教团体中退出，组建了他们自己的宗教组织。这一运动最高度集中之地是美国南方。迟至50年代，福音派成员较之其它美国人而言，显然都是较贫困、文化程度较低，而且多半居住在农村。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在福音派从政治撤退的这一期间，他们发展出一种阻碍参与政治生活的哲学。50年代民权运动中，当许多黑人和白人教会在上帝的名义下为种族正义而抗争时，福音派白人一般都站在争论之外。神学上使这种不参与正当化的教义是两个王国的理论。据说，福音派的任务是使人灵魂得救，而不是去改造人间的国度。 这样的一个团体，怎么在80年代就变成了强有力的政治运动的基地呢?它如何酿成在共和党人控制国会期间却形成向工商界发起了挑战的一股势力?这一福音派团体在进入70年代时是带着使他们放弃控制美国的社会价值观，（似乎）并没有在政治上竞争的经济和组织上的有效来源，所采用的是一种不参与政治活动的哲学。面对这些障碍，作为一种潜在力量的基督教右派的出现，是一个需要解释的谜。 基督教右派是怎样发展壮大的? 我认为对这一运动的解释包含着认识其政治参与的动机、政治组织的手段和政治投入的机会。①在我们一一对它们作出解释时，我们将对促使福音派采取施加政治影响立场的这些势力提出某些看法。 这一运动的动机是所有这些谜中最容易解释的部分。60年代及70年代，福音派新教徒相信美国文化和社会正遭受精神污染。当美国高等法院规定禁止学校共同以宗教祈祷作为一日之始的行为时，许多福音派把此决定视为政府对宗教的攻击。更糟的是，同一个“把上帝踢出校门”的高等法院似乎又通过削弱政府对美国人所能见到、听到和读到的一切书刊影视的检查力度而把色情请了进来。声称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运动是直接向福音派世界观的挑战，因为福音派把两性视为起到既分离又补充的相互填补作用，如果背离了此点，扬言男女在工作场所和在家庭中一律平等，那就是对上帝的反叛。作为他们对传统性别观承诺的一部分，保守派基督徒也深为1973年使堕胎合法化以及被愈来愈多地鼓吹同性恋者平等权利的主张所激怒。所有这些文化的改变加在一起深深地触犯了为大多数福音派新教徒所信奉的道德律。 福音派的政治动机只是要保留传统的文化或是进一步抵制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堕落。听起来也许令人奇怪，当福音派在努力使学校祈祷合法化，强行要对那些令人讨厌的材料进行审查，抵制女权主义和同性恋的权利时，他们却不认为正在卷入政治，相反，他们说，他们只是在行使其宗教信仰。也许在局外人看来，这种区别是无关紧要的，或是言不由衷的，但它却使福音派保留了传统上对政治的厌恶感，与此同时，却又在公共领域中为捍卫其价值观而战。 福音派采用这种手段主要是因为他们需要新的来源。福音派作为美国南方的居民，最主要得益于二战后横扫该地区的社会革命。由于公共投资和主要工商业投资转向该地区，南方经受了史无前例的都市化、发展教育和工业化的阶段。南方福音派新教徒也分享了这场革命。随着收入、技术和可支配的资本增多的这一时代到来，南方福音派能更好地在政治生活中起作用。更有甚者，南方福音派也把他们增加的资源向其教堂投资。使它们从原来较小的结构演进为壮观宏大的建筑，并且由受过神学院教育的宗教专业人员替代了原来自发讲道的传道人。许多教堂在技术革新中获益，通过对设备的投资使其能通过广播、电视和卫星系统播送他们每星期的礼拜，由此产生了“电子教会”。福音派教会的这些变化增加了他们有效地参与政治活动的潜在力。牧师能利用这种技术去改进、组织和动员其会众。凭借电子手段在教堂内和跨教堂的布道，使会众和观众都了解到“不要上帝”的公共政治，并鼓动他们去反对它。教会的网络证明这种做法很理想，它们作为支柱去组织示威，使成员参加政府机构的会议，并通过信件、电视、传真和其它手段，把他们的观点与政府官员相沟通。如果说美国政治依赖的是组织——也确是如此，那么，在南方崛起的生活标准在福音派中产生了新的组织上的高精尖。无怪乎基督教右派的首批公众领袖都是某些最大的福音派教会的牧师，许多人还都有其本身的“大众媒介的传教事业”。正是靠这些手段，基督教右派从福音派新教徒的基础上脱颖而出。 这个谜的最后部分是机会。福音派活动分子是如何赢得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的?就像大多数兴旺发达的社会运动那样，基督教右派极大地得益于现有的政党——共和党的支持。70年代早期的水门事件丑闻，使受打击而气馁的共和党失去了相当多的公众的支持。该党在国会中的席位于1974年降至最低点。1976年总统提名不再是共和党人，而是让位于相对知名度小的民主党人吉米·卡特。为了生存，共和党人不得不寻找新的支持者。一个共和党活动分子小组想要利用这一时机使该党能进一步取得美国政治领域的权力。这些保守的活动分子搜寻潜在的皈依共和党事业的美国政治集团，确定了福音派新教徒作为主要的候选人。 对这种选择不必感到惊讶。多数福音派新教徒过去曾是民主党人，因为他们生活在南方，那一地区自南北战争以来一直认同民主党。但福音派愈来愈对全国的民主党不满。民主党人远较共和党人更体现了60年代的“反文化”，采纳了诸如女权主义、同性恋的权利以及其它看来暗中破坏传统道德的文化上的自由变革和表述。由于这一潮流，福音派看来从民主党的葡萄枝中摘取果实的时机已成熟。 当这些共和党世俗领导人试图在一种更为保守的基础上重建共和党时，他们认同了崭露头角的福音派“新星”，鼓励这些人开始建立其自己的政治行动小组。他们向那些认同共和党事业的福音派领袖提供组织技巧，向他们寄名单、提供信息情报和其它有价值的来源。通过所提供的这些便利而建立起来的组织——道德多数派、美国传统价值联盟等组织在80年代变成了基督教右派的基础。他们通过这些表面上的非党徒，使福音派新教徒退出民主党而加入共和党的行列中。而共和党人则通过扩大其对文化价值的传统上反政府的言词为他们开路。政府被描绘成既是深层经济政策的敌人，又构成了对传统文化或称之为“家庭价值”的威胁。他们还承诺，在共和党人统治下的政府将承担起捍卫这些价值的任务，包括结束堕胎、持反同性恋立场、否定女权运动的政治目的以及其它行动。1980年夏，这一过程当众揭示了，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在这类组织的一次集会上发言，给他们打气。他向那些欢呼的代表们说:“我知道你们无法支持我，但我要你们知道，我支持你们”。①根据《华盛顿邮报》记者托马斯·埃德萨（Thomas Edsall）的报导，到1988年基督教右派已成为共和党的中心，就像工会长期以来一直是民主党的中心那样。 由此，对福音派新教而言，形成以基督教右派而著称的这一强大的政治运动的手段、动机和机会均已存在。 平衡的转变 基督教右派就像其它利益集团那样试图通过一个政党去影响公共政策。它既有力量，但也很软弱。其力量源自它以共和党为中心的统治。福音派选民、基督教右派的核心已成为在选举中最效忠和拥护共和党的集团。两位以往美国总统的选举中，约有40%的美国选民支持共和党提名人——乔治·布什（1992）和罗伯特·多尔（1996）。而同样的选举中，福音派新教徒有近80%的人投共和党的票。同样，共和党能作为国会的主力出现也是由于他们起了主要作用。1994年的总统竞选，在南方形成了群众性的倾向共和党。在推动这一转变中，福音派是主力。以往共和党是由东北部和中西部各州中高层人士为领导，如今却成为福音派的喉舌了。 当今在共和党内福音派成为主要派别，对不赞同他们的人行使否决其总统候选人提名，在这方面看来他们很有影响。由于他们的敌视，1996年数位潜在的共和党候选人提名的资格被取消。他们使柯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将军丧失了谋求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信心。他们设置这种障碍的作用最明显的标志也许就是更换了1996年另一位总统候选人提名。一位杂志出版者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在其早期竞选中一切都出乎意料的顺利，但当他声称同情堕胎，要保留其合法性，以及对基督教保守派所诅咒的其它政策表示赞同后，情况立刻改变，基督教右派转而竭力反对他，使福布斯政治野心随即崩溃。以新面貌出现的史蒂夫·福布斯吸取了1996年的教训，野心勃勃地热望在2000年当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如今听他发言就像是浸礼会牧师布道，以前他在堕胎问题上曾考虑“亲选择”取向，而今却成了基督教右派的应声虫，也声称堕胎是谋杀。福布斯在诸如堕胎等文化问题上向右转最清楚地证明了基督教右派的反对能决定共和党候选人的命运。 那么，共和党是否完全成为基督教右派政策的载体了?如果下这种论断那就忽视了还存在着与此运动相对抗的各种很有意思的制约力量。基督教右派集团的势力受到这一现实的考验:它只是共和党联盟内的一个派别，而不是该党中唯一的、或者说是占统治地位的势力。美国政策是联盟政治。随着共和党成员增加，他们的差异性也增加。基督教右派的出现虽然使共和党发展，但也削弱了它内部的和谐性。基督教保守派的出现对共和党内3个其它重要集团构成了巨大的问题。 共和党中有许多温和派，包括目前许多批判共和党反华立场的工商界领袖们，他们因经济原因仍选择共和党，而不选民主党。但在一些刺激福音派的文化问题上，共和党温和派却常常是自由派，也就是说，共和党温和派在有关性伦理方面，包括堕胎、同性恋权利、女权主义等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认为政府制定法规是不合适的。因此，共和党温和派并不总与新福音派同僚们相一致。他们之间一直在全美国为争夺共和党的控制权而开战。在某些州，竞争的派系彼此给对方贴上不道德的标签而使这场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第二个集团是共和党中的天主教徒。他们对基督教右派同样持不支持态度。天主教是一个政治上比福音派温和的团体，即使在堕胎方面也如此，也许他们还会重温以往福音派牧师们曾激起的反天主教情绪。尽管这两个宗教团体也许在对像堕胎和要求政府补贴私立宗教学校等问题上有某些共同利益，但罗马天主教主教们一直在对外政策上、在核武器问题上、在福利开支、判处死刑的惩罚上以及妇女在社会上的角色等问题上与基督教右派有着显明的不同。 最后是基督教保守派一直与某些共和党妇女相脱离。一些工商界妇女和专业妇女也因经济原因选择了共和党，但她们对福音派所抵制的许多文化上的变化却持同情态度。作为妇女，她们对节制生育、同工同酬、为孩子寻找日托中心等问题感兴趣。所有这些问题，她们都与基督教右派意见相左。 这些福音派选民和活动家对共和党来说构成了一把双刃剑。他们给该党带来了新的力量，使90年代共和党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他们也遭到了另一些亲共和党的选民反对，这些人通过抛弃共和党人总统候选人而表示对他们的不满。1992年和1996年克林顿的当选有一部分选票就是来自这些团体中的共和党人。如果说他们仍然留在他们传统支持的党派中的话，那也是愈来愈游弋不定了。 当前的倾向 根据新闻记者们的报导，基督教右派今天已成为惩罚中国的主要鼓动者，因为他们把中国理解成全面地进行宗教迫害。这种指控的根源和意义是什么?要了解此种情况的发展，就必须将基督教右派当前力量和战术的变化一一列出。 在喧闹的政治上组建的十多年后，即80年代后期，基督教右派和共和党政客中的一些福音派新教徒活动分子，权衡了该运动的得失。这些评论家中有许多人认为，在这方面失败远超过了成功。在福音派成为共和党选民核心集团并听到大多数共和党候选人采取了他们的立场之时，怎么会得出这一评论呢?许多评论家把象征性的胜利和实质上的失败作了区分。共和党候选人在政治竞争期间很愿意告诉福音派新教选民们他们要想听到的一切，但当这些候选人取得了官职后，就很不情愿去兑现其承诺。在造成福音派政治磨擦的一些问题上，如公立学校祈祷、色情、堕胎、女权主义、同性恋的权利等，都难以发现保守派所鼓吹的政治变化迹象。尽管共和党总统执政12年，但高等法院仍禁止政府签署允许公立学校祈祷，而是承诺有广泛表达的自由，并维持堕胎的合法性。女权主义和同性恋的权利似乎也一直有所进展。 基督教右派的领袖们因没有能改变公众政策而受到遏制后，于90年代便选择了新方法。他们断定其失败的部分原因集中在牧师的领导上。牧师具有许多权力，但却常常疏于营造对华盛顿政治环境的活动。那些曾为基督教右派打下基础的教士们被许多美国人视为只知道关心许多小问题的幼稚而不妥协的极端分子。为改变人们的这种感觉，基督教右派组织雇用了一些有手腕和有经验的华盛顿内部人物指导其政治运动。向政治上的这种靠近促使基督教右派采取了新的方向。这些团体不再只是独立行动，把妥协视为道德上的罪而加以拒绝，而今他们在某些政治阵营中寻找同盟者，当必须达到他们的某些目的时也同意作出妥协。他们也抓住更为广泛的问题，不再像头十年那样较为狭隘，只关心与人类的性有关的问题作为该运动的主导。同样重要的是，基督教右派决定不再谈论所谓的“上帝之言”的那些东西，而热衷于自由政治右派的语言。尽管该运动还想实现公立学校祈祷，但开始把这些问题置于学校儿童有宗教权利的框架中。该运动并没有放弃其反堕胎的立场，但较少采用“谋杀孩子”这类使局外人疏远的极端语言，而更多地采用未出生者的“生命的权利”的说法。这一运动在这些或另一些方面都表现出一种新的老于世故。 现在这些相当详尽的阐述也许会有助于读者理解我在此文开始时讲述的那则新闻报导。该报导指出基督教右派的某些领导当前已驱使国会中共和党人阻碍中美间趋于更为密切的关系。为什么美国保守的宗教团体会对中国和美-中关系有特别的兴趣?除了长期以来强烈的反共是福音派新教徒世界观的一部分外，基督教右派当前一直在散布中国进行宗教迫害。该运动的领导人一直对美国听众说，中国正在从事对宗教信徒进行系统的摧残。他们引证新闻中有关逮捕地下教会教士和对西藏佛教徒迫害的报导。他们进一步断言中国政府强迫某些不愿意堕胎的妇女堕胎是推行其一个孩子政策的一部分。这些断言常常用十分强硬的措辞。例如，一个思想上属于基督教右派的很有影响的团体“家庭研究协会”（the Family Research Council）把中国说成是“世界上最大的侵犯宗教徒”的国家，并报导说，对沉默的基督徒使用令人发指的肉体上的酷刑。该运动的另一些团体甚至进一步谈到在中国对基督徒如何进行有计划地抽打、逮捕、关押、谋杀。由于这些都是对人权的侵犯，他们说美国应该减慢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他们提出特殊的医治方法，包括从非官方行动，像（为中国的）祈祷日、联合抵制中国货等，到更为系统的行动，诸如取消中国“最惠国”地位。实际上，基督教右派中所有团体都一直赞同“消除宗教迫害法案”（Freedom from Religious Persecution Act），该法案拒绝和限制与那些实施宗教迫害的国家进行贸易。由于基督教右派与众、参两院的共和党多数人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在美国国会的发言中一直可以听到这些指控。尽管遭到通常与共和党人结盟的公司领导人的反对，“消除宗教迫害”法案于1998年早些时候还是在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后来，国会中许多共和党人继续公开反对克林顿政府访华。 要吸引人，很容易把这一活动只是简单地写成党派之争，这也正是某些美国评论员所做的。可以预料，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对民主党的总统，无论他做什么都会进行批评。确实，基督教右派在提出这些指控时存在某些较远的动机。他们很少关心在华的罗马天主教和佛教的情况，更多的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前景。把中国放在有关人权的事项中可以有助于这此团体向美国基督徒呼吁捐款和取得资助。甚至更为根本的是，这些支持基督教右派的宗教团体也许正是为他们自己要想在华设立教会和机构的角度写报导。如今同样的一些迫使中国宗教更为开放的宗教团体也正是在前苏联反对对新兴宗教进行限制的领头人。因为这类限制，使他们难以派传教士去俄国。要记住，“福音派”就是植根于与非信徒分享福音。福音派也许非常想要用同样的方法，进入他们曾于1949年前所拥有的中国宗教“市场”，这也是他们接着在“后共产主义”的俄国已获得的“市场”。 也很有可能，中国的宗教迫害问题将有助于某些基督教右派领袖在共和党中获得新的权力。据报导，两位主要的基督教保守派人士——“家庭研究协会”的加里·鲍尔（Gary Bauer）和密苏里参议员约翰·阿斯克洛夫特（John Ashcroft）都准备为2000年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而战。这两人都是以中国迫害宗教为理由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带头人。由于没有在名义上得到承认，也缺乏常常对主要候选人规定的经历，他们需要有一个使他们脱颖而出的名目，而中国问题也许最能用来达到其目的。尽管他们两人很可能不会赢得提名，但也会迫使其他候选人采取一条强硬的反华路线，并把这一立场强加于最终的共和党提名者。那是在美国提名政治中的共同模式。 尽管多数宗教迫害立法都不大可能得到参议院通过，而且也会遭到克林顿的否决而失败，但如果低估了美国政治中对宗教迫害这一问题潜在的严重性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正如我前面所论证的那样，美国外交政策常常反映的是国内所关心的事，尤其是优先反映宗教团体的情况。除了一般的观察外，我看“宗教迫害”这个问题不可能消除，主要有三个特殊原因。 首先，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已成熟了，其部分原因是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美国人的看法愈来愈不一致。随着反对俄国的冷战结束，美国人不再担心外部的敌人。反之，因缺乏这种担心使公众不大可能以国家统一或一致性的名义去捍卫总统。各种各样的组织都会打算利用这些条件去推进实施其本身的计划。因此，只要发现中国压迫宗教自由的话，目前的政治环境对那些急切要惩罚中国的人就会给予鼓励。 这个问题在美国的政治中会得势的第二个因素是与美国人理解的人权有密切关系。对所有宗教团体中的美国人而言，宗教自由是人权的核心要素。在某一水平上，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把宗教自由理解为信徒有崇拜不受干扰的权利。但两国的公民可能对在中国发展这种自由方面有不同的看法，而他们却会以同样的方式去衡量。而我认为，在更为根本的方面，存在着对宗教自由的要求有着不同的理解。除了崇拜自由外，美国人对宗教自由的理解主要是教会具有与政府分离的自主权，就像它在美国所实行的那样。在美国，宗教组织真正享受着不受政府规定的彻底的自由。他们是自己屋子的主人。教会无须向政府登记和向它报告情况，或者也无需任何一类政府的认可。他们自筹资金，管理他们自己的神学院以培训其教会领袖，向全国和全世界派送其传教人员，并在很大程度上自由地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在美国有些教会与任何大的宗教组织都无干系，而另一些教会，例如罗马天主教则仍然承认外国宗教权威至上。应该由教会，而不是由政府决定其事务，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种与政府相分离的自主的传统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以至禁止政府去收集有关宗教事务的情报。美国人期望他们的宗教是属于个人的私事，认为有权在家中和在工作场所表达其宗教。这包括有权让他们的孩子不去属政府教育系统学校就读，有权反对他们认为侵犯了他们宗教信仰的政府行为。除了为维护社会秩序而需要的极个别的几条规章外，美国人通常都得到他们所要求的宗教自由。他们评判其它社会，包括中国的宗教自由的水准也是同样以宗教机构享有与政府相分离的自主权作为标准。如果美国人相信中国并没有这样一种宗教自由的水准，那么他们就会尖锐地审视中国并支持制裁中国。 最后，许多美国人相信他们并不只是有权利，并且有责任去抗议中国在宗教方面的政策，正如他们所理解的那样。中国政府必定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如此任意地就宗教问题论述中国，而这些事情在中国看来都是本国的事务。美国人根本就不接受中国最高层，或当局的价值观超过宗教团体的正当要求。宗教在本质上愈来愈成为全球性的和跨民族性的。美国的犹太人认为他们本身是世界兄弟的一部分，毫不犹豫地顿促外国政府要尊重他们的兄弟。当苏联在70年代否决了俄国犹太人的移民权时，美国犹太人社团就迫使国会对苏联行使经济制裁。因为“大公”（catholic）就是“全世界”（universal）之意，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也相信为了他们国外的宗教信徒伙伴（creligionists）的利益而责成美国政府帮助。福音派明确声称是全球基督教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均是无国界的，因此也追随这一模式。随着这种自我定义的扩大，无法劝说美国的宗教团体相信任何政府有权虐待信徒。如果他们断定中国对待宗教的行为正如基督教右派所言，那么美国人将不会因中国最高当局的要求而不去行动。 结语 我的目的是要解释宗教团体在美国的政治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涉及到中美关系的发展问题。这一目的还牵涉到以基督教右派而著称的一种特殊的宗教-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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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014 11:13 pm |
结语 我的目的是要解释宗教团体在美国的政治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涉及到中美关系的发展问题。这一目的还牵涉到以基督教右派而著称的一种特殊的宗教-政治运动，它是目前出现的作为一种带头反对中美两国间发展友好关系的敌对势力的一批组织。基督教右派谴责中国以它所描述的各种形式迫害宗教。人们无需接受其指控中国的表面价值，但要认识到他们在美国的政治潜在力。许多美国人并不同情基督教右派的国内目标，但却高度重视在华的宗教自由问题。以我看，这一问题所具有的潜力将会使正在出现的美中伙伴关系减退或者甚至停顿。为此，基督教右派不仅曾是美国学者和政治家所关心的问题，如今也应该成为中国学者所关注的问题。① 注释： ①本文根据1998年6月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讲稿修改而成，尽管其中的观点只是作者本人的看法，并不代表美国政府，但令作者感到高兴的是这次来华讲学旅游的费用全由美国信息部门资助。 ②Thomas B．Edsall，“U．S．Business Wary When Republicans Play Politic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2 July1998，P．1． ③有关此运动的学术研究的中文文章，我仅知道一篇:刘澎的《宗教和美国的政治》，载于《美国研究》，1997年冬，第32-54页。想要了解有关重要学者写的关于此运动的英文概述文章，我推荐  lyde Wilcox，Onward Christian Soldier?The Religious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6。①我认为“基要主义者”这一词有时是用于描述福音派这一较大传统中的一个下属组织中的福音派。 ①美国犯罪小说的读者都承认“动机、手段和机会”是作为警察在解决一件犯罪案例前试图解释的三个要素，这一比喻对了解基督教右派的出现是很有用的。 ①根据美国的税法，以教育和慈善为目的的非赢利性组织不能资助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因为大多数基督教右派组织属于这种类型，故不能正式资助里根竞选总统。他们找到了在这些限制以外的一些方法。 ①成都的四川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我的著作《美国的宗教与政治》中文版。该书，尤其是论宗教和公共政策的那一章可以进一步解释宗教团体是如何影响美国政治生活的。 翻译：段琦 本文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3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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