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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宗教对社会的作用（2） 宗教对社会的作用（2） 作者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2013年10月29日 20:06 二、宗教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宗教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着广远而深刻的影响。至于这种作用是正面还是负面、是积极还是消极，则需要从其历史实际发展和评论者所处地位及立场来看，不能绝对而言。一般来说，一种宗教的特色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特色，其作用也看它对这一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所能产生的意义和影响，当然也包括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宗教与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存在有许多本质联系，这种社会自身的发展演变就为宗教提供了生存形式和发展空间，而宗教反过来又会影响并且制约到这一社会形态的现状和前景。所以，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及对社会的作用，可以从其社会文化的侧面和它的历史演进的延伸上，进行一种纵横的探讨。一方面，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宗教所具有的文化、民族背景，以及受这种社会环境熏陶而构成的文化、民族因素。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传统，而某一相同的宗教在不同的民族和社会条件下，也会形成不同的外在形态及不同的内在因素，这样就使一个宗教必须加上它的民族或者地域性定语来加以区别。比如说谈佛教，不能笼统谈佛教，而应谈中国佛教或者印度佛教。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每一个宗教本身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变化。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宗教类型，而同一宗教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会发生一些不同的变化、呈现不同的外观，对社会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宗教绝不会固定不变，而总是会在历史的进程中随着历史的风云变幻来不断地改变自身、发展自身、更新自身。所以，宗教与社会的相遇，始终是两个变动之中的主体的相遇，即社会在变，宗教也在变，是一个双向的互动。我们虽然能看到它有一个传统的延续，但是不能以过去的模式认知或界定它今天的发展。以一种辩证、发展的态度来看待宗教是非常重要的。 （一）宗教与人类社会结构的关系 在人类社会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宗教现象及其影响的存在。从社会的结构来看，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部落、民族、国家等等，都曾经或目前仍与宗教相关联，在许多的历史时期或国家地区，社会结构和宗教结构有时是合二为一，相辅相成的。从它的社会现象来看，宗教信仰与民族传统、政治主张等等，往往也是等量齐观的，在有些国家或者民族中甚至是三位一体、水乳交融的。 那么宗教跟社会结构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大体来看，宗教与社会政体，也就是国家的关系表现为政教合一、政教协约和政教分离三种模式，由此构成不同的社会结构。 1、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在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和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国家中是比较突出的，尤其在它从中古到近代世界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另外，在历史上，东南亚有一些信奉佛教的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着政教合一的现象。具体分析政教合一，一般有两大形态：一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合一，也就是说宗教领袖就是国家元首，掌握着实际权力。比如说代表天主教最高权力的梵蒂冈国教皇掌握着实际权力，他实际上就成了政教合一的最高的元首。这种形态在近代之前的世界历史中是比较典型的，比如在许多基督教国家、佛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但是随着近代以来世俗化的发展，这种形式慢慢地衰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种真正由宗教领袖或神职人员担任国家领袖、控制国家大权的现象，在当代社会已经是非常罕见了，可以算是一种凤毛麟角的现象。另外一种形态就是某一宗教信仰在一个国家中达到了国家与宗教的统一和认同，也就是存在所谓的国家宗教，以“国教”的形式来维护其政教合一的形态，但是国家最高权威并非是宗教领袖，更不是神职人员，或者国王或国家元首虽然也是宗教领袖，却只有象征性的世俗和宗教权力，并不真正参与国家管理和宗教事务。这在目前一些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中仍然是比较普遍的，“国教”的形式也得以保留，但是这一“国教”，并不是这个国家中惟一的宗教。在西方保持这种国家教会的国家，包括英国、丹麦、瑞典等，尤其是英国比较典型。它以基督教的圣公会为其国教，英国的女王为其最高首领。但是在英国君主立宪的政体中，英王在政界和宗教界都是一种象征，不掌握实际的权力，所以英王对这两个领域的具体事务都是不过问的。另外在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中，国王或者国家元首与宗教领袖是并立的，双方各有影响，相互制约，并没有达到任何一方的绝对权威。像这种国教型的宗教在伊斯兰教国家很多，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合一也非常少。在日本，天皇与靖国神社的关系，也折射出它政教合一的过去。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的国家神道解体，但是靖国神社国家化运动却反映出一种回潮。因此，“日本在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最大的问题就是靖国神社问题”，它的实质“就是意欲由国家管理宗教法人法上的宗教法人——靖国神社，以靖国神社国营化或国家护持为目的，以其为内容的法案称靖国神社法案”。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影响和压力，当时日本的首相三木武夫，自1975年开始就以“私人”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从此，历任首相都对靖国神社进行事实上的公职参拜，现任的首相小泉纯一郎也不例外。一方面他跑到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去表示忏悔，另一方面又回去参拜靖国神社。这种靖国神社国家化与日本政界公职参拜活动，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它也遭到其他宗教界的强烈反对，因而靖国神社法案虽然多次向国会提出来，却都成为废案。但是这种较量和抗衡并没有结束，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这是政教合一的模式。 2、政教协约 政教协约在许多欧洲国家得以实施，是欧洲尤其是西欧由近代政教合一走向现代政教分离进程中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过渡的形态。这在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瑞士等国都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说原来的意大利、西班牙等都是以天主教为国教，随着天主教失去其国教地位，这些国家则以政教协约、协定，或者某种非官方或实际上的友好协商来重新确定它与天主教会的关系。比如说意大利在1870年独立，到1984年2月18日意大利政府和梵蒂冈签署了一项协定，以取代1929年的《拉特兰条约》。这个新的协定规定国家和教会应该“相互独立，各自享有主权”，天主教不再作为意大利的国教，罗马也不再是它的“圣城”。而且，它还改变了过去“宗教教育为强制性教育”的规定，承认国立学校的学生有选择是否接受宗教教育的权利，在以前国教的体制下学生没有选择，必须上宗教课。当时意大利的总理克拉克西签字后说，这一协定反映了“教会与政界的新关系”。当然对天主教来说，政教协约反映了它的不得已和无奈，所以罗马教廷有一句名言说“政教协约的历史，即痛苦的历史”。但是面对现代社会政教分离的大潮，教会也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吞”。由于意大利人90%以上信奉天主教，通过这种双方协商、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政教关系，达到一种相互谅解、互利互惠的政教协约，也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法。在处理与国际相关的政教关系时，这种方式也是值得借鉴和研究的。这是政教协约的模式。 3、政教分离 政教分离是目前大多数现代国家所采取的方式，反映了宗教与国家、与政治或政权的一种新型关系，被宗教界和国家双方所认可。当然，这一般在有多种宗教并存或呈现出宗教多元化现象的国家比较容易实现，在这些宗教中也没有某一种或某一教派能够占到绝对压倒的优势，而其所在的国度的政体是相当强大的，相比而言要比宗教强大。不过，在实施政教分离的初级阶段，分离的形式、情形也是各不相同的。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较友好的分离，另外是一种具有强迫性的分离。友好的分离在美国比较典型，它的立国的政治观念是政教分离，互不干涉。它建国的精神指导中就有宗教的因素，所以17世纪移居北美的清教徒乘着“五月花号”航船，在海上根据他们的信仰拟定了《五月花号公约》，这个政治纲领的基本思想内容对后来美国制定《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就把宗教的作用由社会的“表层”反映到它精神的“潜层”，并保持了一种颇为友好的双向互动，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多少有点敌意或者强迫性的分离，这在法国近、现代历史上就比较明显。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天主教会就受到了冲击。随后兴起的资产阶级虽然也承认并且利用天主教会，但是它的态度就跟以往不一样了。从此，法国就出现了国家反对或者说压抑教会的斗争，以人权或公民权来消除教会的影响。拿破仑在1801年与罗马教廷缔结了政教协约，并在1804年让罗马教皇庇护七世到巴黎来参加他的加冕大礼。但是在1804年12月2日巴黎圣母院的加冕仪式上，拿破仑一把抓过了皇冠，自己就戴在了头上，并且为他的皇后约瑟芬戴上小皇冠，故意将教皇晾在了一边，以表示这个政权是我自己打来的，不需要教主的恩准和保护。这个发展变化在法国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从此就形成了一种有张力的政教分离的现象。在20世纪初，法国进一步推行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法兰西共和国宣布放弃它在拿破仑政教协约中确定的关涉宗教的一些国家权利，教会也就自动失去了它对国家事务的过问和干涉的权利。当然，目前人们对政教分离有不同的理解，各个国家政教分离的方式也不同。 （二）宗教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 人类文明的进程与宗教的兴起和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貌及其民族文化特色，有助于我们对蛰居其中的宗教的认识，相反如果我们了解宗教，也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不过，民族性的宗教与世界性的宗教在它相应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进程中会有一些不同的适应或影响。一般地说，民族性的宗教为保持本民族及其文化的生存会对其他文化持一种自我封闭或明显排外的态度。但是世界性宗教的形成和发展却是得益于它开放性的体系和它兼收并蓄的能力。所有世界性宗教固然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发源，也就是它受某一个民族传统的影响和约束，但是在它的传播过程中，会慢慢地克服这种自身传统的约束，渗入到其他文化之中，形成与其他文化交融互渗的多元的局面，由此影响并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从文明发展来看，有一位叫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36)的学者曾经谈到了人类文明有一个“轴心时代”，也就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这个“轴心时代”也是世界上多种宗教萌芽和兴起的时代。比如说公元前500年左右希伯来文明中的犹太教的形成、古代印度佛教的形成以及中国儒、道思想的萌芽等等。这个轴心时代的特点是几大宗教的形成跟几大文明的形成相关联。让我们具体看看这些文明的形成和对当前的影响。 从犹太教的情况来看，犹太民族是处于亚、欧、非三大洲交界之处的一个弱小民族，正因为它要与各种强势民族抗争和周旋，所以具有了顽强的生存力，因而才形成自己在世界范围的广远影响，并成为当前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一环，引起了全球的普遍关注。而犹太教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成为犹太民族所独有的宗教，并成为其民族的精神象征和寄托。犹太人的信仰观念及其民族意识正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形成的。在当时犹太人因为内部分裂和外强的入侵而开始它的民族蒙难时期。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攻占了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犹太人经历了“巴比伦之囚”，就是被流放，被抓到巴比伦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以色列与伊拉克今日敌视的历史渊源。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巴比伦人”成为以色列的敌人或犹太民族的征服者的代名词。受这种传统的影响，“巴比伦人”在西方的历史上是颇具否定意义的。比如说19世纪意大利著名音乐家威尔地曾经写过一部歌剧叫《纳布科》，“纳布科”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另外一个名字。这部歌剧描写了尼布甲尼撒攻占耶路撒冷的这段历史。当时的意大利人正处于民族解放的进程中，因此这一歌剧非常受欢迎。这是威尔地写的第三部歌剧，前两部影响不大，这一部使他一下子就出名了。剧中的一首倾诉爱国情怀和思乡情结的希伯来奴隶合唱曲，“飞吧，思念啊，乘着金色的翅膀”也就迅速传播开来，这个曲子就成为意大利人的第二国歌。这是跟当时犹太人的历史相关联的。到了公元70年，罗马帝国再次攻占了耶路撒冷，摧毁了它的第二圣殿，犹太人成为了没有国度的民族，流亡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正是以犹太教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和民族旗帜才得以顽强成活、免遭民族灭亡厄运的。所以犹太教支撑着犹太人“爱国”和“重返家园”的信念。在犹太教圣殿遗址，现在叫做西墙或叫做哭墙，但其上边却有伊斯兰教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和圆顶清真寺，据说穆罕默德在这儿曾蹬着岩石升到天堂。这块地方是个立体形的，周围有伊斯兰教的圣地和犹太人的圣地，所以这个地方给谁都不好给，非常的错综复杂。现在聚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经常在哭墙面前祈祷，经常在这儿抱怨自己民族的不幸，同时增强本民族的精神，这儿本来叫西墙，现在成了著名的哭墙。这个宗教情结使以色列建国以后宣布宗教“圣殿”所在的地方耶路撒冷为以色列“永恒与不可分割的首都”。以色列前国防部长达扬也曾声称要以色列放弃耶路撒冷，“除非重写《圣经》，抹去我们3000年来的全部信仰、希望和祈祷”。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处于四面被阿拉伯人包围的以色列人几乎是全民军事化，青年必须当兵，政界要人几乎都是军人出身，许多以色列人的人生经历也都是先从军，后从学或者为政。因此阿、以冲突虽然是以政治、经济利益为根源，但问题要根本解决就会遇到深层次的宗教问题，双方的让步是会有一定限度的，而且这种限度也阻碍了中东问题的根本解决。巴勒斯坦人即使同意让步，阿拉伯世界也未必同意，因为巴勒斯坦人的利益涉及到整个阿拉伯人的利益。这是犹太教兴起以后跟当代世界的关联。 从佛教来看，佛教从古代印度兴起后，对南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古印度的国王阿育王以佛教为旗帜，团结民族，抵御外敌。当时希腊的军队已经打到了印度，当阿育王听说希腊的统治者亚历山大死于巴比伦的消息后，他马上以佛教为旗帜，率军战胜了留在印度境内的希腊军队，统一了印度。公元以来，佛教传入了亚洲各国，形成东方的世界性宗教，亦铸就了一种以佛教为主体的东方文明形态，即发展成一种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和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东方佛教文化圈。它介于亚洲的印度教文化和儒道文化之间，起到了重要的桥梁的作用。尤其是佛教东传中国后形成的中国佛教，对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佛教传出印度以后，它在印度的历史使命基本上就结束了，所以佛教现在在印度影响倒不很大。 再看基督教，对西方2000年来的文明进程和近代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发展产生过的重大影响。基督教在形成过程中曾经经历了开始于古罗马帝国的尼禄皇帝的所谓十次大迫害，但是基督教顽强存活，而且首先就渗入到古罗马军队和皇宫之中，形成大量的信徒。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罗马大将君士坦丁争夺帝国统治权时看到了这一变化，他就用基督教来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在君士坦丁统一罗马以后就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使原来受迫害的地下宗教在君士坦丁时期就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它进而又逃脱了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厄运，在西方社会重建、文明重构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基督教形成了中世纪西欧“崇拜上帝”的文化，达到了西欧社会的万流归宗。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为社会准备了多次或多种“文艺复兴”，为西方现代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而绝不是停滞不前的“千年黑暗”。当然，在中世纪也开始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西欧的天主教组织了恢复“圣地”的八次“十字军东征”，历时近200年，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这是所谓“基督宗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首次冲突和较量。第一次十字军是1096年秋开始，1099年攻陷了耶路撒冷，当时十字军冲进了伊斯兰教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杀死了一万多名市民。在12世纪下半叶，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柱土耳其人以萨拉丁为首领在1187年把十字军的主力打败了，夺回了耶路撒冷。这使西欧君主和天主教教皇感到非常震惊，在1189年又重新组织了以德、法、英三国十字军分兵东进的第三次东征，这次东征历史上比较有名，有许多电影反映过这个过程。但是这次东征中，因为其中一支十字军是德皇红胡子腓特烈率领，他在行军过程中淹死了。德国的十字军群龙无首，就失去了战斗力。另外一支是法国的十字军，它随之也撤回了。真正去的只有英王的队伍，即英国狮心王理查，他带着英国的十字军孤军作战了一年，他也打不过萨拉丁，最后就停战了。第四次东征则为攻打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也就是基督教内部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之间的厮杀。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都是以埃及为目标，也都失败了。第八次是进攻突尼斯，也遭到失败。到了1291年的时候，十字军东征以来占领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克城被伊斯兰教徒夺取，十字军是彻底失败了。这种在进攻中的失败，往往是强者走向衰弱的一个转折点，在我们后面要谈的伊斯兰教西扩中，也有类似的命运。十字军东征的失败，给西方人带来“出师未捷”、“壮志未酬”的遗憾，阿拉伯人则称之为巨大的胜利。由此形成的政治、经济格局影响了西方和中东世界数百年的发展，也留下了“十字军东征”与“圣战”相对抗的文化情结。正因为有这种心理积淀的作用，才会有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发表反恐讲话中出现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这样一种“口误”。谈文明冲突论的一个学者亨廷顿曾经感慨说：“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他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在一定程度上布什组织的美英联军非打伊拉克不可，这种与穆斯林强硬派的抗衡与较量，不仅仅是要替老布什出口气，也想把中古历史上这口恶气给出掉。其实，我们要是仔细分析，就能看到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也好，与基督教也好，在文化传统和精神观念上实际是比其他的宗教有更多的关联，因为它们可以追溯到更多的相似之处。为此，一些希望三教能够和平、和解的人士，把三大教都归入同一的“亚伯拉罕宗教”传统。犹太人也好，阿拉伯人也好，基督教徒也好，都把亚伯拉罕视为他们的初祖，这样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从“文明对抗”转向“文化对话”，从“宗教冲突”转为“宗教和谐”。这是中世纪给我们现代社会留下的一笔遗产，这笔遗产在今天还在起作用，某些作用可以说是令人担忧的，负面的。在西欧，16世纪基督教内部就出现的改革，形成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天主教会的大一统也变为“教随国定”，也就是“在谁的领地，信谁的宗教”，就是“国王信什么，臣民跟着信什么”这样一个多元局面。由此也有了近代欧洲多种不一的“国教”的现象。在欧洲大陆基本上是天主教，还有路德宗，就是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形成的教派，加尔文宗，是加尔文在瑞士推行改革形成的一个教派，这三大派别在欧洲平分秋色。英伦三岛则是以圣公会独占鳌头，圣公会是由国王自上而下推行的宗教改革。就是说教义和组织体制没什么变化，关键就是一条，国王是圣公会的首领，圣公会不能听教皇的，要听国王的。这个变化就在英国形成了它的特点，当然英国国教的日子也不是很太平，比如说它跟天主教的冲突就留下了今天的北爱尔兰问题，因为北爱尔兰基本上信奉天主教，他们利用天主教来抗衡新教势力，甚至不惜以武力抗衡。另一方面英国国教对“清教”，就是加尔文宗也加以压制，从而导致了欧洲移民，并且开辟了一块以新教为主的北美“新大陆”。当然，这一“新大陆”可以说是欧洲人的福音，他们找到了一块新的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是对当地的原住居民来说却是一场灾祸。因为这种血与火的较量与征服，几乎是与“福音”的传播并驾齐驱的。由此可见，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发展和社会构建的影响是积极的、正面的，所以它得到了绝大多数西方人的肯定。但是这种发展对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作用、影响是什么呢？这就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或者说是一个一言难尽的感叹号。 我们再看伊斯兰教。自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以来，阿拉伯人开始走向了统一和强大。穆罕默德死后，伊斯兰教分裂成了逊尼和什叶两派。什叶派在伊朗影响很大。1502年，伊朗国王伊斯玛依把什叶派定为国教，延续至今，目前伊朗民众中有98%信奉伊斯兰教，其中96%是什叶派。什叶和逊尼两派在历史上是纷争不断，多有冲突的。20世纪下半叶，比如说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打了8年。除了政治经济因素之外，教派之争在其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伊拉克民众实际上只有40%到45%是逊尼派，而55%以上是什叶派。但是什叶派在伊拉克是没有权的，在这种情况下，什叶派受到了伊朗领袖霍梅尼政权的支持，他们在伊拉克就有了一种向政治上崛起的迹象。看到这种情况，伊拉克政府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方式，出兵攻打伊朗，但最后两败俱伤。这种形势对伊斯兰教现在的格局还是很有影响的。中国的穆斯林绝大多数都属于逊尼派。 阿拉伯人自从以伊斯兰教为旗帜，以“伊斯兰教革命”为口号，就开始了它的狂飙扫荡欧洲、席卷东方这样一个发展，大举向外扩张。在8世纪的时候，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幅员辽阔、影响广泛的阿拉伯帝国，形成了一种以伊斯兰教为特色的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教的扩张，从北边占领了北非，东边到了印度、阿富汗和中国的边界，西边到了西班牙和法国。7世纪的时候，阿拉伯军队把东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东岸的各个城市，包括耶路撒冷都归入其版图之内，把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也占领了。它曾经占领了整个西班牙半岛，打到了法国的西南部，只是因为在公元732年，在图尔城附近，法国查理·玛特的军队打败了穆斯林的军队，才迫使其从法国撤出。所以中世纪的时候，穆斯林军队面对来势汹汹、志在必得的十字军是毫不畏惧的，它以“圣战”对抗“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也使穆斯林世界具备了战胜西方人的自信。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就攻陷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使伊斯兰教世界的胜利达到了高峰。但是这种结局只是穆斯林的福祉，对于其他相关民族来说却是一场灾难。所以我们谈“阿拉伯化”，“伊斯兰教化”，也是一种“血与火”的过程，与“伊斯兰”的原义“和平”，是相去甚远的。比如谈到我国新疆地区，它的一些古老民族，原来都是信奉佛教或者摩尼教的，但是它的“伊斯兰教化”的征服，也是铁骑东来，“血与火”的一种皈依的结果。伊斯兰教当时势头非常旺，不可抗拒。但是伊斯兰教西扩的势头在15世纪末被西班牙人止住，其标志就是穆斯林占领的最后据点格拉那被西班牙人重新占领。西班牙语言中有一个词叫“列康吉斯达”，中文译成“再征服”或者是“恢复失地”，其意义对西班牙的历史是非常明显的，这样穆斯林的影响彻底从西班牙半岛消失。在1683年的时候，奥地利、波兰和萨克森的联军击溃了包围维也纳的奥斯曼军队。当时奥斯曼军队把奥地利的维也纳城包围了，维也纳的军队坚守，同时从德国、从波兰有援军来，内外夹击把奥斯曼军队打败，从此穆斯林的势力或影响开始退出西方各地，并在与西方的抗衡中处于劣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谈到土耳其，因为它有独特的历史经历，虽然有伊斯兰教的信仰，但是它深受东罗马帝国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它的伊斯坦布尔就是原来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所以在欧亚之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它有着一种微妙的地位，它的大部分国土是在亚洲，但是它希望成为欧盟的一个成员。另一方面，土耳其虽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个国度，但是它在政治上是积极地靠拢西方，支持西方阵营，这种现实状态复杂地折射出它的历史文化之光，包括在今天它对美军用不用它的土地、领空问题表现出矛盾的心态，可以说也是其久远的、特殊的文化地位使然。在近现代历史上，阿拉伯世界就出现了不和与分裂，在经济上、军事上已不再是西方的对手，昔日的“圣战”也已变成了几近绝望的抵抗，并由此引发出自杀性的破坏及频繁的恐怖主义极端之举。在正规战争打不赢的情况下，极限战争的概念就出现了，也就是说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只要是一种有效的反抗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9·11”正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在实施自杀性袭击之前，这些人都以伊斯兰教的信仰来互相鼓励和安慰，包括伊拉克要对抗美英的打击时，也是用真主的保佑来鼓舞士气。另一方面他们现在把部队化整为零也是准备以各种极端方式来进行抵抗和报复，因为他们知道正面打不赢。这样的话，在西方与伊斯兰教世界对抗时，就形成了一种比较典型的特色。这是我们谈伊斯兰教的情况。 我们再看看东正教的情况。在东罗马即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征服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异军突起，在东正教世界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东正教影响了俄罗斯和东欧广大地区，其文化的特色及俄罗斯东正教的作用，现在正随着前苏联和原东欧社会主义联盟的解体而逐渐体现出来。虽然我们不能说前苏联和东欧各国解体的根本原因乃是其宗教理解和相应的政策，而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根源，但从许多现象上来讲，宗教问题往往是导致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共产党下野的直接导火线或起因。 （字数所限，未完部分发在留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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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2014 7:39 am |
在波兰，其执政党于1981年12月开始镇压1980年8月兴起的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团结工会。波兰天主教神父庞比乌斯高(Fabber Jerzy Popieluszko,1947-1984)出面组织每月一次的“祖国弥撒”，支持瓦文萨及团结工会，结果于1984年失踪，一星期后其尸体在一水塘被发现。为其举行葬礼时有一万多钢铁工人示威游行。此事促成了团结工会的发展和天主教会影响的扩大，入团结工会和成为天主教神父的人数明显增加。1989年6月，波兰举行了战后第一次普选，8月24日，团结工会的顾问塔得乌什·马佐维耶茨被议会任命为政府总理，这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执政45年以来第一次由反对派出任总理的政府。二战以后，这也是东欧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领导的政府。这样，拥有300多万党员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就瓦解了，社会主义波兰人民共和国就解体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复杂的关联。 我们再看东德，东德执政党倒台的直接起因也与教会相关。东德路德宗教会应该说跟政府有一定的默契，但是东德有一个基督教的“民间教派”，不受政府的掌握和控制搞和平运动，因为他们不满东德的政权和有关政策，便举行烛光静坐示威活动，结果120个成员被捕了。这个活动在当时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在120人被捕以后，有2000多人在盖特赛玛内教堂为被捕者举行代祷礼拜。两周以后，参加者达到了4000多人。1989年10月莱比锡又发生了群众性抗议，到10月18日昂纳克被迫辞职，最终导致东德政局的瓦解和东西德的统一。1990年10月3日，东德加入了联邦德国。 罗马尼亚政府倒台和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处死的直接导火索，是匈牙利一个改革宗的牧师托克斯(Laszlo Tokes)被捕事件。当时的一些信徒为保护托克斯，把他的家围起来，不让政府军抓他。结果政府派军队进行镇压，当时就射杀了数十个基督徒，包括一些孩童，从而引起了民众的公愤和武装的冲突，最后导致整个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国家解体。 这些事件被西方一些敌对势力视为值得推广的“经验”，看作是宗教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但对社会主义的宗教政策而言，却是极为严重、值得警醒的教训。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从一开始就具有是“争取朋友”还是“制造敌人”这样一个潜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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