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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声：“隔膜”三弹 大海之声：“隔膜”三弹 2015-09-21 16:44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大海之声 中国当前的学术界已经完全被权力所腐蚀了，学力分层和权力分层对学术活动的正面作用几乎消失殆尽，成了追逐名利腐败寻租的驱动源和大赌场。 一 鲁迅的《隔膜》，是我喜欢反复阅读的文章。而每一次的阅读，都能生出些许新的感慨来。倒不是因为先生又教我看懂了一些人之间隔着的那一层“膜”，而是自己早已久困人间“膜城”，那“困”出来的孤独，经先生辛辣的文字一“撩拨”，便又越发地“五味杂陈”，不堪回首了。 比如多年前的那件事，至今让我无法释怀。大哥去世得早，临终，他千叮咛万嘱咐：侄儿结婚，无论如何要将他单位的全体领导和科室同事请一下，这事就拜托我等弟兄了。为完成逝者的遗愿，侄儿婚礼前一个月，我等就摸清各位领导的级别，排好名单，定好座次，发出请柬。婚礼前三天又一一登门邀请，直至前一天又统统过了一遍电话。如此，我等自觉滴水不漏，万无一失了。然而天算不如人算，人事纷繁，总有百密一疏的时侯。就在满厅宾客落座、哗声归静、旋灯亮起、主持人宣布婚礼即将开始时，一位刚落座的五十多岁老者突然拍案而起，愤然罢宴，拂袖而去。我等大惊且大窘，立即尾随道歉并询问缘由，老者满脸通红，冷笑不已，一言不发，疾步下楼，出门打的扬长而去。回到大厅，见主持人满脸焦急，无奈地看着全场宾客交头接耳，窃窃有声。整场婚礼都是在一种“大煞风景”的微妙氛围中进行的。 事后才弄清楚，这位老者是哥哥的老同事，两人关系不错，侄儿对他也很熟悉。不料这位老兄新近被提拔为副科长，侄儿却全然不知情，结果按老印象将他安排到普通职工席上了。而这位副科长大人也“言之凿凿”：“哪怕再安排一位副科级和我同桌也就算了，这样做，不是有意拿我难看吗?”可见，这位老兄以副科长的身份，是绝不允许别人将他和普通群众视为“同类”的。 鲁迅说：“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都说从1949年起，中国人民就真正地站起来了。就掌权者而言，先前的王朝都称其为主子，非掌权者则一律称为奴隶、奴仆或自称为奴才，现在这称呼也一律颠倒过来：掌权者自称为“公仆”，而非掌权者却一律“翻身”成了“主人”。而“公仆”，是为“主人”服务的，是听“主人”使唤的。既然如此颠倒过来，那么鲁迅所言先王朝中以政治等级划分人群且各等级人群之间那层穿不透的“隔膜”，也就自然土崩瓦解了。这样的现象，当年还真是有的。比如人民 刚“站起来”的那几年，在同一个党小组会上，警卫员可以直率地批评军长：“军长，你训斥某某时口出粗言，是军阀作风，今后可要注意哟。”那军长也连连点头：“注意，注意，唉，老毛病了，一定要改。”但好景不长，掌权者号召党内外的“主人”们帮“公仆”整风，于是一大批“主人”越位进言，坦陈政弊，结果呢?“越俎代谋”者，“忠而获咎”者，不计其数，数十万人，统统被打入冷宫。终于证明，掌权者仍然是“主人”，非掌权者，虽然挂着主人的牌子，但随时可能沦为奴隶或奴仆，既然“主人”的位置如此不保，也就干脆成了“准奴隶”、“准奴仆”罢了。至于悟透其中玄妙者，也就直接抛了“主人”的招牌，光明正大地当他的奴才去了。至于先王朝各政治等级、层级之间的那层隔膜呢?自然也在“死灰复燃”中，也不过半个世纪的光景，那一层层将人群分为各个等级、层级的隔膜，也就森严细密，泾渭分明，触手可摸，坚不可穿了。 听说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据说是真人真事。一对曾情同手兄、无话不谈的发小、同学、朋友，大学毕业后各奔东西，二十年后邂逅在家乡县城的一次农业水利会议上。其时，两人一位是该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另一位是家乡乡镇的水利站长。会前见面，双方格外激动。县太爷双手迎握，满脸灿笑，一腔赤诚：“兄弟，多年不见，今天谋面，真是万幸。我实在太忙，趁这个机会哥俩好好叙叙，一定!”当站长的自然是受宠若惊，热血沸腾，以为对面的发小依然像当年一样真诚坦荡，“两小无猜”，丝毫没有被官场风气熏染，还是原先一片真性情。会议当然由“发小”主持。会议结束后，副县长因故不能陪同与会人员就餐，便在餐厅门口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轮到这位站长时，不知他哪根神经搭错了，心头一热，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握手之余趁势摸了摸发小隆起的小腹，调侃道：“老弟，你看你，啤酒肚也不小了，也该减减肥了。”不料发小脸色一冷，倏地躲开他，怒目而视，鼻腔里冷哼两声，拂袖而去。当这位站长僵在那儿时，感到周围百双“同僚”的目光如同万箭穿心，给他来了一个“透心凉”，恨不得立即钻到地缝里去。 其实，如今被这层层隔膜“圈定”的各类人群，经过至少二十年左右的“驯化”，已经能够自如地扮演自己在各种权势面前的角色，乖巧地恪守自己“层级”的本分了。比如一桌洒宴，有大大小小的干部参加，那么各人就会迅速而精准地按照各人的行政级别和职务的排列找到自己的位置。主座是谁，主陪座是谁，次陪座是谁，买单座是谁，那个最次的一座，肯定是级别最低、职务最小的倒霉蛋，负责为主座点烟、为各位斟酒、帮服务员接菜、传递热毛巾、吆喝服务员提供各种服务等杂活。再比如，手拍肩膀口道辛苦的对象，绝不能是自己的上司，只有上司对你才能这样做。即便在同级别的同僚面前，这样的动作也只有在关系非同一般的同级对象身上可以做。你在自己顶头上司面前可以稍许不恭，但你在单位一把手面前却不能有丝毫怠慢，比如站姿，面露怎样的笑容，说哪些“适宜”的话，甚至眼神是否“虔诚”和感动，笑容是否“可掬”或者些许“憨态”，都是十分考究的。而一些领导本人的政界商界或其他什么界的“圈子”内，往往不同职级、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应有尽有，可你千万不要以为这领导是亲民近民，与民同乐，同群众打成一片了。别看这领导被称为“老板”，而老板也和圈子里的各色人等称兄道弟，不分你我，无话不谈，笑骂打闹，看似真正地“打成一片”、“亲如兄弟”了，其实这圈子的内幕，却是等级森严，贵贱分明。人们按各自的身份和“阶位”，给老板提供不同等级的服务。有出谋划策的，有牵线搭桥的，有公关策应的，有提供贿款的，有陪吃陪玩的，有为满足老板“特殊爱好”而绞尽脑汁、四处奔波的，甚至有专拉皮条的，直至照顾老板吃喝拉撒和日常家庭至亲生活的等等，他们或“各司其职”，或“身兼数职”，不一而足。 但不要以为，这层级的划分和隔膜的砌起，尽发生在中上层那些有权势、有级别、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群之中，底层普通老百姓无权无职无级，我不“尿”他们，他能奈我何?错了，这层级的划分，隔膜的砌起，一直延伸到社会阶层的底部。我夸单位一位刚来的小伙子活儿干得不错，一位也刚来不久的女大学生不以为然：“他算什么，一个临时工而已”。我诧异了：“你也不是还没进编吗?你们不是一样吗?”“你才跟他一样呢!”不料姑娘火了，抢白了我一句，满脸鄙夷地说：“我虽没进编，但跟单位签了合同的，是合同制，五险齐全，单位不能随便辞我。他呢?赤条条的临时工，屁险没有，上午赶他走，下午就滚蛋!”哈，五十步笑十步了。话又说回来，在这金字塔型的社会层级中，除了塔尖的那一层和最下面的一层，其他的任何一层，难道不都是五十步笑百步吗?在自己下面的层级面前，你可以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但在自己的上面各层级面前，你不还是哈儿狗般地点头哈腰，趋炎附势吗?当然，不是指所有人都这样。 而企图穿透这隔膜的“突发奇想者”，总是会有的，比如鲁迅在《隔膜》一文中所举的那个冯起炎。然而即便今天，在以“权势”和官僚体制的“职级”为坐标、将社会人群层层划分的政治等级社会，如同一张细密的大网，将每一个人套牢在一定的网洞中。而举凡试图冲断网结者，便成了社会的异类。且看鲁迅如何描绘这异类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 善哉善哉!如今这“异类”无论怎样“冒犯”尊者的威严和面子，只要不将对方杀死，是不会再有死罪了。即便弄一个“刑拘”，网上也传得沸沸扬扬。这也算历史的一大进步吧。但和时代文明大潮比起来，仍然让人十二分地憋屈。要知道，在这等级社会的大网中，每一位至尊者的尊严和权威，都是严重过度和膨胀了的，这“超标”和“膨胀”的部分，比如颐指气使，骄横霸道，不可一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为所欲为等等，都是用别人被剥夺的尊严堆砌起来的，而被剥夺自尊和尊严的那群人，自然不是成了奴隶或奴仆，就是甘愿当起了奴才。 这样糟糕的社会“愿景”，想必不是当初以“人人平等”为目标的革命家们的初衷吧。所以按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为准，这也是历史的一大倒退呢。 以“隔膜”为题，借用敦煌艺术中的优美舞姿弹上几曲，管他正弹反弹，此乃一弹也。 二 然而，当今的“隔膜”，还不仅仅横亘在政治权力划定的层级、等级之间，而且还横亘在群体的“智力等级”和“精神等级”之间。比如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学历等级，就极为森严细密，俨然又是一座多层级的金字塔。当然不仅仅是指学士、硕士、博士、博士这样的国际学历等级，而是以“出身”论英雄，看你就读哪一个层级、哪一个档次的学校，并以读本专科的第一原始学历判定你的智商、才华、学术水平或成就以及发展潜能。我们不妨先从各类高等学校的层次等级说起。这座金字塔的最底部依次向上排列：电大、职大、自大(自学考试)、各类民办大学、职业技术院校、 成人高等教育，地方专科类学校、地方本科类学院、省立普通学院或大学、中央部属高校、“985”、“211”国家重点高校、全国知名高校，直至北大、清华、人大等顶级名校。再从高考录取批次分层：重点高校第一批次本科;普通高校第一批次本科;第二批次本科;第三批次本科(大多为民办高校)，底下是若干批次的专科、职校等等。上述的排列不一定准确，但大致就是如此。 众所周知，以一个人的学历文凭或就读哪个学校来判定他的智商、才华、潜质和学术科研前途，是极不靠谱的事情，只能说，就读名校或高学历的人才，大都比较优秀，但照样会出一批庸才，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出来的人才，也有相当一部分非常优秀，甚至其才华潜质发展前途超过了许多名牌学校的毕业生。而这样生动的实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比比谐是。可是，我们几乎所有的用人单位在一段时间刮起了一股学历崇拜之风，对“引进人才”的第一学历或“原始学历”，迷信、挑剔到了荒谬绝伦、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位博士生或硕士生，绝不看他这硕士和博士在哪所高校就读的，而是看他的本科，在哪所高校就读的。如果这人的本科不是在“985”、“211”之类的重点名校就读，哪怕他的硕士和博士在北大清华这样的顶级名校读就，那也是不算数的，其“身价大跌”，直跌到他念本科的那所高校的“层级”，于是乎不是被拒之门外，就是被“降级使用”。 而如此荒唐的咄咄怪事，在大陆已经司空见惯。我国当前的教育制度，实质上就是极少数精神贵族的选拔制度，而被一路淘汰下来的众多学生，就是他们的陪葬品。在这座层层等级的金字塔中，一个人的智商、才华、潜质都被牢牢“框定”在他所处的那个层级中，周围裹着厚厚的隔膜，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穿透隔膜，脱颖而出。比如你考不上重点高中，那么上大学或重点大学的希望，也就基本歇菜，你的前途也基本锁定：打工去吧。考上了职大、技大、三本之类的?去当蓝领吧，和农民工为伍吧!考上地方院校的本二、本一或省普通院校?碰碰运气吧，或许经过“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任性、打拼和煎熬，有那么百分之二三十的机遇挤进“白领”，坐进机关公司舒适的办公室;至于考上“985”、“211”之类的重点大学，挤进“中等阶级”的机会就会增加到百分之五十，至于考上顶级名校，那就是千里挑一的少数“精英”了，只要不是不思进取或自暴自弃，国内就业的机会和国外深造的机会都在向你招手呢。 那么，升入金字塔顶尖的极少数“精英”是怎样选拔出来的呢?那就是一场接一场的考试，这些孩子们个个都是绝顶拔尖的考试高手。而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就是一架庞大的考试机器。然而，一个人的才能和潜质是否可以用如此机械愚蠢的考试就能检测出来?恐怕不能，有时甚至恰恰相反。可见，几十年来这架庞大的考试机器绞杀了多少前途无量的人才。像华罗庚、沈从文、钱穆这样的大家如果当初进入这样的考试机器，注定要被绞死的。 不仅如此，埋没人才的更大劫数则是学历文凭等级金字塔和行政权力等级金字塔之间的交融和联手。比如机关事业单位提拔新干部的第一条标准，当然要看他的就读的高校和原始学历了。如果名牌高校毕业的人在年限内得不到提拔，或者非名校低学历的人在他前面得到提拔，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组织”质询甚至抗议了。 还有，地方报纸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我的一位记者朋友在市级党报，他对下面县一级机关报和同行，常流露出一种天然的“行政级别优越感”，并以此评判下级机关报同行的业务水平：“嘿，一个县级小报能出什么好新闻?那些记者编辑的新闻素养也只能达到县级小报的水平。”每逢向上推选好新闻作品，他就私下跟我说。而这些话，是万万摆不上台面的。至于对省、中央级媒体的同行，他又仰慕不已：“看人家，到底不同，出手的东西就不一样!”其实县级小报也有不少好新闻好文章，有些超过了市级报同类作品的水平，我也向这位记者朋友推荐过几篇，他草草瞄了一下，嘟哝着说：“没用的，麻雀窝里能飞出金凤凰?再说县级报向上推好作品，我们是有比例的，要严格把关的。”他说的比例，当然很小很小。我想，中国体制内媒体，相当一部分是有行政级别的，比如县级报、地市级党报、省级党报、中央党报，还有各级电视台，先前有些文学刊物，也以行政级别划分，如地市级刊物，省级刊物，国家级刊物。而这些媒体的同行们不仅其身份地位被划进了各自单位的行政等级，恐怕连同自己的才能、素养、业务水平和发展潜能，也被人将其和自己的“行政级别”划上了等号吧? 我的一位乡镇朋友早年在镇政府做了十多年新闻报道员，非常刻苦，新闻业务远超那些县市级报纸的记者，数篇报道获得省市大奖，如果在报社，早应被当着新闻骨干或业务带头人提拔进中层了。而以他的新闻敏感和采访技巧，以他的业务水平和获奖作品，足以当县市级报纸所有年轻记者编辑的老师了。可是，他那“乡镇报道员”的身份将他的才华和业务水平永久地锁定在“乡镇报道员”的“水准”和标准上。以至于报社新来一批大学生，只要是“名牌学校”毕业，下乡办通讯员学习班，我的这位朋友还得捧着笔记本毕恭毕敬听这些狗屁不通的年轻后生“讲课”。 鸣呼，如果人们的才华和潜能被如此一张荒唐的等级之网罩在学历和身份的网洞里，还有多少优秀的人才能冲破膈膜，脱颖而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智慧和生机还能被激发出来吗?她还有旺盛的探索能力和创新能力吗? 此乃二弹也。 三 说到民族的智慧和生机，这倒让我将中华民族联想成一个有着生命的人。而一个健康的人，他的肢体和各种器官，是有明确分工的，“各司其职”，同时也各自有着不同的功能。或者说，这些肢体器官的分工和功能，也是分层级的，也分“核心”器官、普通器官或核心功能和普通功能。比如心脏的功能和脚趾头的功能，就有“核心”和普通之分。然而心脏固然是核心层级，但作为普通层级的脚趾对心脏来说，毫无高低贵贱之分，脚趾的站立行走功能，以及脚趾上的多种穴位，对于心脏来说，可谓命运攸关，息息相通。而一个健康的人类社会，也是有分工，因而也是应该分层级的。比如国家的行政权力按中央和地方和行政区域划分为不同的层级，当然是十分必要的，而各个行政层级的职责、功能不同，也是十分自然的。至于教育体系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中的层级划分，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学位、文凭、学历的划分，就表示了对受教育者所受教育的程度的划分，这也是衡量一个人的智商和才能是重要的参考依据。但是，如果将社会分层中形成的某些等级赋予政治特权，或者将分层的某些标准变成阶层流动的惟一门槛，则一些强势的社会阶层必然在分工和职责之外产生特殊的利益，甚至以特殊利益反过来绑架分工形成的社会职责，从而成为产生社会阶层之间的隔膜和对立以及社会阶层之间流动堵塞的根本原因。 有人将学术界比作一个民族的大脑，承担着这个民族的思维功能，我认为这个比喻是比较贴切的。也就是说，在当今现代化、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学术界所提供的各个领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成果，将最终决定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及现代化进程的未来。那么，所谓学术界或一个民族的大脑是由哪些成分构成的呢?我以为主要由高等教育机构和社会及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机构组成。而学术界作为民族大脑所具有的思维功能，主要提供的东西就是以思想成果或理论成果形态出现的真相、真理和社会正义。其中真相和真理主要由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和社会科学的部分领域所提供，比如历史学;而社会正义则主要由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部分领域所提供。当然，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文化生活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不能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领域的。比如文学创作，是不能进入学术领域的，但文学理论、评论或文艺理论、评论，却是可以进入学术领域的。 而学术界的管理机制和分层机制，是为了从根本上保证学术活动的健康进行，保证学术活动在正确的目标、原则、公平激励机制下运行，一旦其管理机制和分层机制出现问题，则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因此，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学术界，其学术活动中的管理和分层通常恪守如下几条基本原则：其一，所有的学术活动自由、独立进行，作为科研和教学机构可以向国家负责，承担必要的行政职责和学术职责，但却不受作何党派政治或官方理论学说的控制和左右;其二，学术机构的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分开，但以学术管理为主体，行政管理的范围仅限于人事、财务、保卫、后勤保障等，行管人员一律不得染指学术活动;而学术管理的范围也限于学术活动，也一律不得染指行政事务，以防双方的管理人员利用各自的权力交互寻租;其三，学术管理的领导核心由全体学术人员公开推举，并以学术委员会的形式进行日常领导。学术领导的主要内容是：科研方向的选择，科研项目的筛选和决定，科研经费和人才资源的调配使用，科研人才的选拔和培养，科研成果评审机构的组建和评审活动的组织，学术活动各项原则、规范的坚守和监督，学术活动激励机制的建立等等。一旦这些原则被违背或被推翻，则一个单位甚或一个民族的学术界就会整个地走向腐败和溃败，就像一个民族的大脑长出了毒瘤。 我们来看看，当前中国学术界全面的、深度的、几乎不可逆转的腐败，是如何源于学术管理权力的滥用和学术分层的异化的。 亦明先生在《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一文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记者不久前参加了四川某重点大学组织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发现四川省以及这所大学的比较文学学科的科研人员都是由某知名导师培养的，他们的研究领域、学术观点基本趋于一致，有的甚至如出一辙，号称‘比较文学的四川学派’，在学术上也一致对外。在此次讨论会上，几乎所有的四川籍学者都积极捍卫这位导师的观点，其众口一辞让与会的国外学者大吃一惊，他们大声疾呼‘你们应该学习古希腊的学者，吾爱导师吾更爱真理。’，会下这些国外学者私下对记者说，如果中国学术界都如此，那么中国的学术完了。” 这是学术界典型的“圈子”现象。以某知名导师为核心、以师生关系为网络形成的“学术圈子”，在中外学术界并不鲜见。师生圈子正是学术界学力分层的产物。比如高等教育机构中教员的学力分层，一般由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四个层级构成，在拥有硕士点和博士点的高校还有硕导、博导。学力分层对具有不同教学科研资历、经验、成果、声誉的大学教授或科研人员而言，是非常必要也是公平公正的。特别是当某一知名导师的学术成果在同一领域形成重要流派时，这种以导师为核心以其学生为基础的“流派”圈子的形成，是学术界常见的现象，只要这类学术圈子严格以学术为界、以追求真理为动机和目标，对整个学术活动就无碍大局，甚至相得益彰。然而，如果这类学术圈子不以学术流派的形成为契机，而以学术范围以外的某种利益机制为契机，则整个问题的性质就变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一名大学博导拥有招生的特权，而他又将这特权滥用——即招录不是以学生的学业水平为标准，而是以师生之间的利益输送为条件，那么，这样的“师生关系”还不“铁”吗?还有什么“学术原则”“真理追求”不能抛弃的?学生对导师学术成果的无原则吹捧还值得大惊小怪吗?而中国学术界的现实是，这种滥用特权形成“师生”利益输送关系的学术腐败已经遍地开花，泛滥成灾了。 请看亦明先生继续披露：“学术界手中有什么特权?第一，他们有招收学生的特权。第二，他们有授予学位的特权。在这个重视知识、重视学位、喜好攀比、讲究‘面子’的国度，这个两大特权被中国的学术界运用得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中国学术界使用授予学位特权的招数五花八门，什么专升本、本升硕，什么函授硕士生，什么在职博士生，其本质，与贩卖学位毫无二致。(檀传宝：《谈‘学术腐败’与‘学术贿赂’》)。最近有消息说，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个研究生班录取了一名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并且接连催促对方交纳两万多元的学费。(许金晶：《初中毕业生交钱就能上北大研究生引发激烈争论》)。”“由于专业课考题由招生的教授来出，而考卷也是由他来判，再加上所谓的‘复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教授想招谁，谁就能够考上;如果他不想招谁，即使是累死，考上的希望也不大。这在中国的大学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位博导就恬不知耻地这么炫耀：他招的研究生，或者是局级干部，或者是美女。去年秋天，台湾女名人璩美凤投考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她考了三门课程，其中两门不及格，三门课的平均分数不到48 分，但照样被复旦大学录取。(心木：《专业课33 璩美凤被复旦破格录取》)。”“所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有实权，什么样的学位都能够得到;只要肯交钱，什么样的学位都可以买到。”而大学不管条件达到达不到都竞相争建博士点、博导们招收博士生的热情“空前高涨”都出于利益的驱动，而不是出于“学术”的需要，这样的学术腐败不仅仅是导致博士生质量水准的大幅缩水，而且导致中国高等教育水平、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整体下滑。亦明说，尽管中国近来对高等教育和科研的投入不断加大，但“中国的学术界却出现了几大令人不解的现象：博士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院士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反倒越来越低下。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 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 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 年的第24 位滑至第29 位，科学技术由第13 位滑至第28 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 位降至第31 位。(冀文海：《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 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 而学术腐败更可怕的地方还不是招生权力、学位授予权力的寻租和滥用，而是学术界行政管理权力和学术管理权力的交互寻租和交互滥用，它所导致的是整个学术界全面的、从根底部开始的溃烂和腐败。比如科研经费的划拨与分配，这是学术界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联手行使的一大内容，为保证经费向最需要的科研项目倾斜和经费使用得科学、公平、合理，学术权力部门应该严格论证，提供依据，而行政权力则须监督审核，严格把关。然而，“在中国的学术界，名利的分配原则完全按照生物界的丛林规律：弱肉强食。只不过这个强弱不是学术能力的强弱和学术成就的高低，而是权力的大小。所谓‘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就是科研资金分配现状的真实写照。‘小钱大评’和‘中钱小评’为的是掩人耳目，以利于那些当权派大搞‘大钱不评’。为了几万、十几万元的科研经费，多数学者要焚膏继晷地写申请，并且要托门子，找关系。而那些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科技资源，只需要学术界的大腕儿们闭门商量商量就能够瓜分完毕。这就是所谓的自己立项、自己招标、自己评标、自己中标、自己决算、自己验收。(老田：《中国的高等知识精英到底有多腐败?》)。在工商界，这是犯罪;在中国的学术界，这却是常规。” 而科研成果的评审则是学术界学术权力行使的另一大内容，评审是否专业、科学、公平、公正，这直接关系到科研发展的战略方向、科研理论的前沿突破以及对学术人才的发掘和激励。那么，在中国学术界，对如此严肃郑重的大事，学术权力的执掌人却巧取豪夺、上下其手，贪得无厌、黑幕重重，且看亦明先生继续披露：“在中国的学术界，各类名目繁多的评奖、晋级、涨工资、分奖金，无不由权力来决定。…… （未完部分见留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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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2015 9:43 pm |
看看中国学术界的评奖内幕：‘笔者有幸多次担任所谓评委，对评奖内幕略知一二，首先评上较高等级奖项的一般都是这些专家本人的成果，其次是他们的熟人、朋友、同学或自己的学生、老师、上级等，再次才由其他人瓜分剩下的残羹剩饭。这些评委的评奖方法不是认真阅读原著，也没有时间去阅读堆积如山的原著，而是根据作者本人所填内容胡乱打分。这种方法评出的成果多为平庸之作，少有创新之作，还有许多就是泡沫成果、文化垃圾。可笑的是评奖结果一公布，下面便奉若‘圣旨’，增加工资，扩大房子，安排孩子……”。(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 在中国学术界，追逐名利能否最大化，是和掌握权力的大小成正比的。出于垄断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共作为执政党从一开始，就用行政权力控制的方式来实现对学术界的政治控制和思想控制。因此，无论是高校还是科研机构，也无论是以党委负责制还是以行政一把手负责制来实行对学术界的行政控制，行政权力在学术单位一手遮天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各层级的行政权力的普遍寻租、腐败，学术单位中行政权力的寻租和腐败也同步进行，所不同的是，它还带动了全面、深层的学术腐败。再看亦明先生是怎样说的：“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对权力的崇拜和向往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学者当上教授、博导并不算功成名就，因为他们只能管管自己的学生，权力不够大。只有在当上了处长、院长、校长，事业才算步入了辉煌。有一名‘211’学校的博导，手里拿着出国进修的机会迟迟不敢动身。问之，则答曰：怕发生‘政变’。问者不解，经他人指点，原来这个博导是某个学院的第四副院长，怕在出国期间，失去这个得来不易的位置。”不过，几十年来，随着中共对学术界“外行领导内行”政策的调整，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结合、学术权威和行政职务的结合已成大趋势。当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威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时，当权力的寻租和腐败已经抛弃了学者起码的学术良知时，这种现象就产生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交互寻租竞相逐利的学术腐败奇观，其规模更大、程度更深、危害更烈。其中至少两种致命危害是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一种是“顶级”学术权威占有行政和学术双重权力之后，不仅逐利寻租，而且在学界树立霸权，橫行霸道，一手遮天，打压新生学术力量，成为学术创新的最大障碍。亦明先生披露：“非典期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将非典的真正元凶——冠状病毒——与非典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发现比香港科学家要早了几周。可是，由于中国的一位院士已经提出了非典的病原菌是衣原体，所以这些非典病毒的发现者根本就不敢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而普通科学家之所以不敢得罪这位院士，是因为院士是中国学术界最高学术权威和最高行政级别集于一身的顶级人物，得罪他们给穿个小鞋是小事，被打击报复身败名裂是大事，一般人岂敢轻易得罪他们?另一种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结合生成的腐败，社会影响更坏，经济损失更大，腐败的规模和声势也更加匪夷所思。亦明先生为此举例：“这些人手中握有实权，并且有继续向上爬的野心，所以他们干起事情来，特别地心狠手辣。诸如提拔亲信，强占公款，欺上瞒下，巧取豪夺，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这个只有600 余人的研究所，公车就有100 辆，所长、副所长的年薪都达几十万元人民币之谱，需要分几个户头入账。国家在过去几年内给他们下拨了上亿元的科研投资，但全所只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六篇论文，其它如产业化项目一个都没有，相当于每篇论文的造价是两千万人民币。即使是这样，它的一个研究室主任还恬不知耻地叫嚷：‘没有什么项目干不成，只要再给我两个亿。’(天地人：《中国科学院的冰山一角》)。” 正因为院士是国家认定的最高学术权威和最高行政级别的结合，是可以实现权力最大化和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所以学术界对院士的头衔垂涎三尺，趋之若鹜。而如何才能当选院士，则渠道更黑，手段更劣。亦明先生说：“中国院士的身价在过去的十年间的大幅度升值。为了能够当上院士，院士候选人及其所在单位不惜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人民币来搞宣传(‘包装’)，搞公关(行贿)，使院士选举变成了院士选战。(佚名：《两院院士选举争论不断选举为何退化成‘选战’》)。尽管院士人数以每两年超过百余人的数字递增，但这些名额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中国学术界的胃口。选举为什么成了选战?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当上中国的院士是既有名，又得利。因为院士是国家认定的最高学术权威，他们享受副部长级别的待遇，他们还能够争取、控制大笔的科研经费。看看那乱哄哄的选战场面，人们不禁会联想到民国年间曹锟的总统贿选以及近年间台湾层出不穷的政界贿选丑闻。其实，中国院士目前的选举与贿选在性质上几乎毫无区别。谁能被选上，看的不是他的学术水平，而是看‘单位实力、推荐力度、本人背景——比如哪个学校毕业的、学部里校友和同事多不多、竞争者的实力强不强。’(佚名：《两院院士选举争论不断选举为何退化成‘选战’》)。什么叫单位实力和推荐力度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就透露说，‘现在都是由单位出面帮助候选人送材料、‘打招呼’甚至送钱送礼”。(引文同上)。另据揭露，某大学为了某教授能够评上院士，‘过年期间由学校开出一辆蒙着帆布的大卡车，停放在校驻北京办事处。据说车上共计有20 余万物资用来送人。(教授：《体验高校的教育腐败》)” 可见，中国当前的学术界已经完全被权力所腐蚀了，学力分层和权力分层对学术活动的正面作用几乎消失殆尽，成了追逐名利腐败寻租的驱动源和大赌场。在这个大赌场中，凡是丧失学术良知参与赌博的各个层级的赌徒们，无一例外都成了权力的奴仆或奴才。然而他们之间的“级差”和隔膜透过其灵魂，晒出了他们怎样一副嘴脸呢?亦明先生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观察：“笔者曾亲眼看见一位副校长(当然也是一位博导)是如何‘晋见’该校党委书记的：直挺着腰板，用半个屁股坐在沙发沿儿上，另半个屁股是悬空的。那姿势，活现出一位太监被皇帝赐坐，想坐不敢坐但又不得不坐的奴才心态。” 悲哉!作为民族大脑的学术界，通常是学者们实现“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圣地和净土，同时也塑造着民族的灵魂和前行的希望。然而，如果中国的学术人大部都像上面那位副校长那般猥琐，那么他们为中华民族塑造的灵魂和希望又会是些什么东东呢? 此乃三弹也。 责任编辑：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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